众所周知，佛教不仅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亦是中国儒、释、道三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学等诸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浙江本省范围内更是有例如天台山、天童寺、阿育王寺等诸多佛门圣地、古迹。而在如此众多的名胜古迹中，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作为观世音菩萨道场的普陀山就有如东海边上的一朵清净白莲，与其旁边的落迦山并蒂而生，宝相庄严地点缀着华严佛门，与同属舟山的岱山、桃花等诸岛形成了祖国东部海域中一串辉灿精妙的迦檀佛珠，对舟山、浙江甚至东南一带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普陀山的历史进行一番小小的考察，并对普陀山作为佛门圣地、观音道场对周遭地区的影响作一番简述。由于时间仓促，文帙难觅，文中难免有所纰漏，尚请诸位海涵斧正是以为念。

　　普陀山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同时也是着名的海岛风景旅游胜地。因观世音菩萨“属水”，故称为“南海佛国”。是我国佛教的旅游圣地。如此美丽，又有如此众多文物古迹的小岛，在我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杭州湾以东约100海里，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全岛面积12.5平方公里，呈狭长形，南北最长处为8.6里，东西最宽外3.5公里。最高处佛顶山，海拔约300米。美丽的自然风景和浓郁的佛都气氛，使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这种色彩，也正是它对游人有较强吸引力的所在。前人对普陀山作了这样高的评价：“以山而兼湖之胜，则推西湖；以山而兼海之胜，当推普陀。”

　　普陀山的风景名胜、游览点很多，多为清初建筑，主要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这是现今保存的二十多所寺庵中最大的。普陀以山兼海之胜，风光独特，四时景变，晨昏物异。其风景点数又以百计，可谓风光无限。在山海相接之处有许多石洞胜景，最着名的是潮音洞和梵音洞。虽有海风怒号，浊浪排空，却并不使人有惊涛骇浪之感，只觉得这些异景奇观使人振奋。普陀山作为佛教胜地，最盛时有82座寺庵，128处茅篷，僧尼达4000余人。

　　记载于志书的，有明代文学家屠隆的咏“普陀十二景”诗：梅湾春晓、茶山夙雾。古洞潮音、龟潭寒碧、大门清梵、千步金沙、莲洋午、香炉翠霭、洛迦灯火、静室茶烟、磐陀晓日、钵盂鸿灏。到清代裘班所编的《普陀山志》，也列十二景，即：短姑圣迹、佛指名山、两洞潮音、千步金沙、华顶云涛、梅岑仙井、朝阳涌日、磐陀夕照、法华灵洞、光照雪霁、宝塔闻钟、莲他夜月。这十二景，除千步金沙与屠诗中相同，古洞潮声与西洞潮音景观大同小异，其余皆为新说。

　　普陀山佛教之发展小考

　　据史书所载，佛教为印度释迦族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通常认为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有两条路线，一是南向传入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传入中南半岛以至东南亚一带，因此又称为南传佛教；另一路线则是由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近来史学界又有一种新观点，认为中国佛教是由海上传入而非自陆路传入），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等东亚一带。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据传早在公元前2年（汉哀公寿元年）时就已传入。不过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约从公元一世纪起，从西域、南海、西南就陆续有佛教消息传入。公元二世纪时已有许多资料可以证明佛教在中国已普遍流传，东汉时的一位楚王刘英甚至将浮屠与黄老共同祭祀供奉。公元一世纪中叶时的西域人安世高等到洛阳后进行译经工作，将小乘禅学与大乘般若学说传入中国，佛陀此时作为一位外国神祗正式进入中国民俗社会。

　　此时的普陀山，早在西汉末年即已颇有声名，并有汉光武帝刘秀的好友严子陵先生的泰山、原南昌尉梅福及如葛洪等“修真之士”在山上炼丹修道（舟山、宁波一带历史悠久，有古称昌国、甬州等，并多有修仙访道之士往来，更有徐福率童出“蓬莱”即岱山之传说，为何如此之多道士青睐此地，而究竟为何后来佛教势力又大于以至在颇多地区取代道教，亦足以让人思考），不过此时的普陀山尚未有“普陀山”一名，而以梅福之名命名为梅岑山。当时的资料文献等或因仅记大事，或因历史悠久，有关普陀山的资料如今已极少见到，唯有只言片语散见于诸家着作中。此后中原大事迭生，三国两晋南北朝局势大乱，使史家眼光转于中原地区。更有老庄玄学清谈之风日盛于朝野，佛教总体虽亦有大发展，但其实力尚未堪与孔孟、黄老二教比肩（但因连年战乱，百姓亦随之倾心于方外，故可谓佛教之发展时期），普陀山的种种也随着战争动乱而淹湮于历史洪流之中。

　　直到唐时，天下太平，统治者又较为开放，对外交流活动日见其长，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出现的天台、律、禅等诸宗遂渐见兴旺，于中国民间的影响力亦随之大炽。唐玄宗天宝七年（748），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十月十六日途经莲花洋，忽“东南见山，至日中，其山灭，知蜃气也。”这可能是有关普陀山佛教的最早传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有梵僧朝山礼佛，谒潮音洞，舍身燔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便是关于普陀山佛教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此时佛教传入日本，日本也派出大量遣唐使与僧人出访大唐。唐懿宗咸通四年（863）有一僧叫做慧谔，到了五台山朝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请得一尊观音塑像回国，舟到现今普陀山潮音洞附近时遇到大风涛（传说海上结满铁莲花，舟不能行，慧谔遂虔心祷告，其辞为“大士！弟子因见菩萨圣像庄严，我国佛法未盛，圣像少见，我想将菩萨圣像请回日本供奉，假使我国众生此时无缘见您，当从所向，弟子即就该处，建立精舍，供奉圣像。”铁莲立时尽消，至今附近海面仍称为莲花洋），阻其前行。慧谔于是只得将观音像留于附近，又居民张氏舍其宅屋以用于供奉观音，称“不肯去观音”，后梁贞明二年（916）在张宅故址梅岑山凹（山上有今称观音、灵鹫双峰，时称双峰山）建“不肯去观音院”，普陀山由是开山。

　　宋元丰三年（io80）内股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韩（朝鲜、韩国），归遇风险，望山作礼有感，以事上奏，诏改建，赐额“宝陀观音寺”。

　　庆元年间（1195—1200）准卫工史弥远奏列宝陀寺为江南“教院五山十刹”之一。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普陀山佛教各宗统一归于禅宗。嘉定七年（1214年），又规定该山以供奉观音为主，普陀山自此而成观

　　洛迦山

　　音道场。因《华严经》上说“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观自在”，故将梅岑山之名改作梵语音译“补怛洛迦”，中文意即“美丽的小白花（华）”。久而久之，“补怛”一词转音而成“普陀”，古人讲话作文又好从简，于是“普陀洛迦”逐渐分开，最终成为两座山的名字。而“宝陀观音寺”历经战乱，数毁数兴，于明神宗时称“普陀禅寺”，自康熙朝时因有御赐匾额“普济群灵”而始称“普济禅寺”，是为“前寺”；明万历年八年（1580），蜀僧大智首创海潮庵于千步沙北上，至康熙时御赐匾额“天花法雨”而名“法雨禅寺”，是为“后寺”；干隆五十八年（1793），僧能积在山巅发现石碣上镌“慧济禅林”四字，募创圆通、玉皇二殿，建钟楼、大悲楼、斋楼等，民国初，又经文质长老增建殿堂，遂成巨刹，一切规制与普济、法雨两寺鼎峙，这便是“慧济禅寺”。普济、法雨与慧济合称普陀山三大寺，另有如杨枝庵、大乘庵、不肯去观音院、福泉庵、观音洞等庙庵与三大寺一同构成普陀山“海天佛国”的场景，相传史上最盛时有82寺庵，128座茅蓬，僧尼达4000余。为浙东禅宗香火极盛之地。建国后普陀山将佛教文化与旅游资源相结合，与九华、峨嵋、五台合称四大佛教名山，香火日盛。

　　关于普陀山佛教的宗派之分，通常认为有密宗、律宗、禅宗与净土宗。密宗又称真言宗，唐时的日僧慧谔、圆仁朝山时所习的便是密教，现今普济、法雨二寺所供奉的主佛便是毗卢观音的密宗造像。但密宗虽有开山之功，在普陀山的历史上却一直未能发扬光大；律宗又称南山律宗，普陀山在北宋末仍以律宗为主，直至绍兴元年（1131）才改奉禅宗。清初迁僧，律宗逐渐式微，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律宗终为禅宗所代；普陀山禅宗又称临济宗，是禅宗“一花五叶”中分出来最大的一个支派（禅宗有曹洞、临济、云门、沩仰、法眼五个分支，其中临济曹洞二宗影响最大，但曹洞法脉不及临济之盛，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南宋绍兴元年（1131），真歇禅师自真州长芦（今江苏仪征）来山，请郡府奏于朝廷，易律为禅，为普陀禅宗始祖。后大川禅师着《五灯会元》，集众禅师之精言，奠临济之基础。明万历至清康熙中朝普陀山律禅二宗并存；净土宗又称莲宗，历代禅僧多有兼修净土与禅二宗，但直至十九世纪末印光法师居法雨寺，专志净土，贡献颇大而被奉为莲宗第十三代祖师，近代天台宗的幻人等人亦提倡兼修净土宗，现在的普陀山已基本上以禅宗为主了

　　普陀山作为佛教圣地对周围的影响

　　普陀山被认为是观音道场，观音对普陀山周围的民间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观音作为“大悲”的代表（文殊大智，普贤大行，观音大悲，地藏大愿），素以拯救沉沦苦海众生为己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观世音菩萨在世间拥有了绝多的信徒，而作为观音道场的普陀山，在信徒心目中无异于伊斯兰教徒心目中的圣地麦加。当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赶赴普陀山朝圣的过程中，无疑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普陀山其实只是一个海岛，生产资料颇为缺乏，大多粮食蔬菜需要从一海之隔的沈家门或朱家尖运来。而香火的繁盛则带来了旅游业的昌盛，从而又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得普陀山可以供养大多的庙宇与僧尼。直到今天，舟山市政府还将普陀山作为发展旅游业以带动经济的一枚棋子重点推出。普陀山的存在，首先对当地的经济作了较大的贡献，使普陀山得以维持使其继续存在的物质基础。

　　其次，佛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对中国民间来说，不管什么玉皇大帝或是太上老君，灵验才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佛陀之所以作为一位神祗被善男信女所供奉，是因为人们认为它能拯救众生，有求必应（不然随便找个念佛的老太太问一下，一般连如来、释迦牟尼都搞不大清楚，更不用说什么四谛、八正道等佛理了）。普陀山所在的舟山群岛，地处东海，古时居民大多以打鱼为生。水火无情，面对大海的风浪，渔人们迫切需要一种神秘的力量来保护他们不受损害，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出现正迎合了他们的这种需要。由于观音菩萨在世俗社会中的影响与那一种冥冥中不知有无的神奇力量，渔民们多少在出海时能有所放心。时至今日，舟山地区的一些老人们对舟山少受台风之害（台风一般因气侯之故与舟山擦身而过而不登陆）仍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由于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神力保佑缘故。普陀山的存在与观音道场的建立，对当地百姓的心理作用（以及随之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不可轻视，对周围民众的宗教信仰的形成或改变也起了作用。

　　再次，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普陀山的佛教文化、观音文化，对东南地区乃至东亚佛教的发展亦起了不小作用。舟山佛教的发展历史较为悠久，普陀山“海天佛国”地位的确立，使得周围群岛上的香火也繁盛起来。洛迦山、沈家门、岱山等地均兴建庙宇，而桃花岛上的白华寺更被传说成妙善公主（据说是观世音菩萨得道前的世俗身份）出家的地方。普陀山历史上的诸位高僧如印光禅师对佛教理论的发展传播也作了极大的贡献。普陀山的文化影响力得以直辐射至江南、闽粤、台湾以至日本一带，更常有西藏青海等各地僧人前来朝山，成为中华佛教文化中东海边上的一粒明珠。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普陀山与日本的友好往来。自慧锷开山，至宋元二朝始，普陀佛事大增，与日关系持续友好。纵明清二朝因倭寇作

　　法雨寺九龙壁

　　熙开海禁后普陀山与日关系仍又达到高潮。当时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大都先停泊在普陀山候得顺风后驶往长崎。据《普陀洛迦山志》载，到康熙六十一年止，每年驶往日本的中国商船达50—60艘，其中康熙二十六年多达137艘，致使日本不得不在元禄元年（康熙二十七年）限定每年驶入长崎的船只为70艘。日本又于康熙二十七年在长崎建唐人坊以接待中国人。并常有罹难日民流到普陀山，得到山僧的接济和接待。可惜至明朝及清康熙后期始，朝廷或禁海，或“闭关锁国”，从而普陀与日关系好景不再。为何与日关系如此波折？究其原因，在于大唐的开放与日本当时的亟须确立与巩固封建制使得唐日关系蓬勃发展。至宋元时中国仍较安定而开放，经济繁荣，国力昌盛，加之普陀山东处海疆，与甬、杭诸市相近，地理位置的优越与文化底蕴的深厚使普陀山成为对外交往的前站。而明清二朝实行封建中央高度集权，传统小农经济占优势，又加上统治者自身原因，使统治者一心维持现状与自身统治，竭力防止其它政治经济成份存在（如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不再如唐宋统治者的开明与开放，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天朝自大，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禁锢思想，使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落千丈，普陀山与日关系终无法继续发展，这对于我们今日的对外交往是极有启示的。

　　此外，普陀山的存在对当地的文学发展、文物建筑、饮食起居、风土人情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诸多禅寺均可称中国佛教建筑中的精品，杨枝观音碑、九龙壁、明万历御碑、清康熙御碑、清雍正御碑等文物与董其昌、康有为、孙中山等名士的题词、诗作均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而普佛、放焰口、佛七、水陆法会等佛教仪式也均是佛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普陀山在佛教界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其深厚悠久的历史所留下的种种，更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思考，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