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收藏历史可以追溯1700多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谈到民国以来的收藏，更为短暂，但在这一瞬里，留下的却是今人的不缀记忆。民国以来的收藏与鉴赏，是离我们最近、最亲切的。金石书画，让多少豪杰竞折腰，倾家荡产，无私奉献，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传奇故事。

但谈民国收藏，首推便是张伯驹。

张伯驹（1898.03.14-1982.02.26），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天下第一藏

张伯驹幼年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受到满清贵族后裔的影响，喜爱京剧、诗词、古琴、书法，且造诣颇深，与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引领当时社会潮流与时尚。而收藏却使张伯驹蜚声中外，活跃于社会名流之中。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他从30岁开始初涉收藏界，出手就是顶尖级藏品，曾以6000大洋购得北宋范仲淹《道服赞》、7000大洋购得展子虔《游春图》、6000大洋购得杜牧《张好好诗》。即便已收藏了如此多的顶级藏品，张伯驹却并没有因此停止收藏脚步，而是继续拓展自己的藏品。陆续又购藏唐李白《上阳台帖》(这件藏品曾被毛泽东借阅)，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元钱选《山居图》卷等唐宋元名迹，堪称“天下第一藏”。

卖李莲英宅院，换展子虔《游春图》

为了收藏古字画，他时常一掷千金，张家虽是巨万富豪，也搁不住这样的用度。久而久之，家里积蓄无多，而重要的古字画仍不时现身江湖，张伯驹志在必得，就不惜变卖家产、宅院，不惜大量借钱，不惜倾家荡产。张镇芳1933年去世，张伯驹成了一家之主，可以自由支配财产。但当他拿一所大宅院换来一张轻飘飘的字画时，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母亲免不了唠叨、抱怨。家族之中，更有人斥责他为“败家子”。过去项城甚至有种说法，认为是“民国四公子”中的袁克文、张伯驹败坏了项城的风水。其实，从袁世凯企图称帝那一刻起，中国政坛的项城势力，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与张伯驹、袁克文何干?如今看来，袁克文性情潇洒，多才多艺，是项城的风光;张伯驹视钱财为身外之物，视权力为无物，罄尽家财为国藏宝，更是项城人的骄傲。

张伯驹曾写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人或有訾笑焉”，寥寥数字，看似轻描淡写，但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这句话的沉重和酸楚。

除了家族的压力，让张伯驹更痛苦的，是有时不得不眼看着国宝流失国外。这份心情，只能用“悲壮”形容。其中，他收藏展子虔《游春图》就颇费了一番功夫。

《游春图》是现存最早、以自然为描绘主体的作品，其作者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大画家，被誉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游春图》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元代鲁国长公主、明内府、严嵩之手，清代经梁清标、安歧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后溥仪携其至长春。1945年，溥仪被俘，混乱中，他所拥有的大批字画散失民间，引起收藏界的极度关注。

北京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精品字画。回来后，他陆续卖出一些真迹精品获取重利，其中唐代陈闳的《八功图》卷、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流失国外。

《游春图》也落到了马霁川手上！张伯驹得到此消息，异常着急，唯恐这件重要国宝被卖到国外，匆忙赶去与马霁川接洽，但马氏索价800两黄金！

张伯驹拜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陈述该卷当收归故宫博物院。但故宫连日常维护的经费尚且不足，实在没有能力收购。

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定自己解决此事。他平生淡泊洒脱，可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显出超人的精明和聪敏。他连日到琉璃厂去，遍走荣宝斋、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等字号，每到一处，就大声宣扬：“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他。”

以张伯驹的身份，此事很快渲染得满城风雨。马霁川自知转手洋人有很大麻烦，经人斡旋，同意以220两黄金的价格让给张伯驹。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曾回忆道：220两黄金也不是小数目，为了保住《游春图》，他决意卖掉自己位于弓弦胡同的宅院。这宅院原为李莲英所有，十五亩大，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但为了购买《游春图》，他忍痛割爱，将其卖给了辅仁大学。据马未都先生估算，这个宅院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把卖房所得2.1万美元，换成了220两黄金前去买画，但马霁川又节外生枝，认为金子成色不好，要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另寻新主。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回家想办法，这就引发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张伯驹回到家，让妻子潘素把她的首饰卖掉，凑足20两黄金。潘素这一次也踌躇起来。见此，张伯驹一下躺倒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了。潘素无奈答应了他，张伯驹这才从地上起来。这个时候，张伯驹已是年近五旬的人。

为藏《平复帖》遭绑架，宁死不卖古字画

为了留住一件国宝，他时常要费尽心力，历尽艰辛，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他的收藏生涯中，最复杂曲折的经历，是收藏《平复帖》。

1934年前后，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当时其主人是溥儒。此人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的孙子，家中收藏名书名画很多，有韩愈的《番马图》、怀素的《苦笋帖》、颜真卿的《告身》、温日观的《蒲桃》，等等，最重要的，则是《平复帖》——年代最早的传世墨迹，其作者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有声誉的文学家陆机。《平复帖》的价值，在于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珍稀性和独特性，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真迹，被尊为“中华第一帖”。

1936年，有朋友给身在上海的张伯驹传信，说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大惊，赶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写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其流出国内。但宋哲元接到他的信时，画已被转卖到英国。

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重蹈覆辙，急忙托朋友到溥儒家商量，希望不要让该帖再流出国境，并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

但溥儒也不是等闲人物。他自幼饱读经书，诗文书画皆秀逸出众，青年时代留学德国八年，获生物、天文两博士学位。归国后隐居北京西山，不问时事，潜心丹青，他的山水画宗法宋元，以淡雅见长，画面充满和谐静谧之气。1926年，他在北京首次举办个人画展，一鸣惊人，画名大著。后与张大千齐名，并称“南张北溥”。他的画极抢手，一生不知挣了多少钱财，但他平生魏晋风度，从来不拿钱财当回事。

溥儒表示自己当时“不差钱”，如果实在要买，拿20万大洋过来。当时张伯驹根本拿不出20万大洋，只好暂时放弃。但张伯驹也自有打算，20万他是拿不出来，“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后来张伯驹这样写道。

第二年，张伯驹又托溥儒的画坛挚友张大千致意，表示愿意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儒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事再次搁下。这年春节前，溥儒母亲去世，需大笔的钱。幸运的是，张伯驹此时正在北京，经傅增湘先生从中斡旋，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

此时，瞩目《平复帖》的绝不仅仅张伯驹一人，有个白姓书画商欲将此帖转卖给日本人，出价20万。另外，不少晚清遗老致信溥儒，试图劝说他不要转让《平复帖》，他们建议将丧事从简，或者只是将《平复帖》抵押。

面对这些阻碍，傅增湘极力斡旋，说服众人。而对《照夜白图》流落国外，溥儒也常有覆水难收的歉疚，虽然先后两次没能与张伯驹谈妥，但私下多次表示：“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张伯驹号丛碧）藏也好。”他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决意转让给张伯驹。《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对此大为快意，他写道：“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拥有《平复帖》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拥有《平复帖》后，张伯驹“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　　

但4年后，张伯驹遭人绑架，绑匪勒索300万，包括《平复帖》在内的收藏字画面临考验。

1941年，张伯驹前往上海，出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他本来对银行业务毫无兴趣，名义上是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实际上只挂名不干事。因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多次要求，才勉为其难来到上海，不过仍是挂个名，将银行事务都委托给了两位能干的部下。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伯驹去外滩码头接朋友，刚出里弄口，突然有三个人冲过来绑架了他。

绑匪向张家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这时候，张家的钱财基本上都变成了古字画。张伯驹搞收藏跟别人不同，他是“只进不出”，收藏的都是珍品，一旦到手，决不出卖赚钱。如此一来，家里越来越空，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赎金。而绑匪的后台是汪伪76号总部，这样的事警察是绝对不会过问的。出于种种考虑，银行方面也拒绝帮忙。

万般无奈的潘素设法与绑匪沟通，得到看望丈夫的机会。张伯驹悄悄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就这样，双方僵持着。张伯驹的朋友孙曜东从中斡旋，绑匪没有撕票，却也不想放走张伯驹。一直到八个月后，绑匪看实在要不来那么多，就答应降价，勒索20根金条。张家设法凑足20根金条，张伯驹才得以脱离苦海。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江苏、河南，来到陕西西安，将年幼的女儿托给友人照管。然后回北平，悄悄运送古字画到西安。

痴迷京剧，文武昆乱皆不挡

除了收藏，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声望也是很高的。他自幼便喜爱京剧,曾自言八岁时在下天仙戏院看杨小楼九阵风的戏。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后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并从钱宝森、王福山习武工。《别母乱箭》为常演剧目。曾与田桂凤、梅兰芳同台演出，杨小楼、余叔岩、程继先、王凤卿等曾为其傍演《失·空·斩》。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国剧学会”。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

民国二十六年他四十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可谓是他在京剧上最出名也是最难得的一次演出。他饰孔明、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陈香雪的司马懿、钱宝森的张郃、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在隆福寺街福金馆，当天盛况真是空前。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人誉之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剧曾拍摄了纪录电影，传闻原版后流入美国，不知确否。

文化高原上的孤峰

由于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他的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周汝昌说：“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他颠覆了收藏的概念

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送出任意一件藏品，都会忍受“割肉”般的痛苦；要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悉数送出，那简直是“刮骨剔肉”了；而对醉心于藏品的收藏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只好用上“情何以堪”四个字了，但张伯驹似乎是收藏家中的另类。

1945年，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王世襄在家研习了一个月才还回去。

就连费尽心思得来的《游春图》，也被张伯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1956年，张伯驹又与妻子潘素将《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八幅书法捐献给故宫，并婉拒了20万元的奖励。1965年,张伯驹将30多件珍贵古字画捐献给吉林博物院,时至今日,该院的人还会说:“张先生让我们一下子成了富翁。”

张伯驹曾谈起自己的收藏：“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被誉为“天下民间第一收藏家”，却是收藏家中的另类。有人说，张伯驹颠覆了“收藏家”的概念，“收”而不“藏”，凡“收”必捐。那么他倾家荡产、历尽艰辛地收藏古字画，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他用他的一生展现出收藏更为重大的意义：这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

其间，凝聚的是他对中华文化真正的爱。或许，这样的境界，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续，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在他看来，这些文物离他而去，是“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