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界历来有“太平古董、乱世黄金”一说，其实真正成就古董收藏大家的往往还是乱世。说起来，在兵荒马乱的岁月，生命、生计无着，人们已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鉴赏、收藏古董，许多宝物流落出来而无人问津。这时，一些真正有远见的收藏者，便趁混乱之机，贱价收藏这些宝物。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乱世搞收藏并不完全是为了发财致富，也有为国家保护文物防止流失的人物。比如，在清末民初那段国家动荡的年月里，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财，保存了不少中华民族堪称稀世珍宝的文物，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收藏家。北京因地利之宜，在民国期间出现了两位极富个性的收藏巨擘——张伯驹和郭葆昌。二人均曾任职博物馆，而且与民国要人袁世凯有着很深的渊源。张氏得以享年且人生跌宕，其传奇一生几近家喻；郭氏则因天不假其年，事迹仅为圈内人知晓。其实两人在艺术收藏上的成就实在是不分伯仲。

郭葆昌藏书画及瓷器精而博。他曾经说道：世间与人生最关要切之物，惟瓷与纸。二者不可须臾离，且与人相终始。故终身精研造纸、制瓷之学，造诣颇深，曾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任命为瓷器馆馆长、古物审查委员。他编纂有《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年表》，将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事迹首次予以翔实考订梳理。

从袁世凯宠臣到制瓷名家

郭葆昌（1867-1940年），字世五，别号觯斋主人，河北定兴人。早年在北京西城羊城大街古玩铺当学徒，他好学上进，为人机敏，不仅对古物鉴定心有所得，而且对古董经营也了然于胸。后开始独挡一面，尤精于鉴定清官窑瓷器，自己也欣赏并收藏了一批宋元以来的官窑名瓷和其他文物，在京师古玩圈子里颇有名气，并因此结识了许多收藏家和显贵。但郭葆昌自己并没有开设古玩店，而是在海王村前门开了一家铸新照像馆，专门拍摄一些古玩静物照片。据说他的照像技术相当不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小照大多出自他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以进入军机大臣袁世凯府第当差。据传，一日袁世凯心情不爽，感叹其庭院内缺少荷花，郭闻知后，连夜驱车从老家定兴赶运十车荷花栽入池塘。次日，袁世凯忽见满池美荷，惊喜十分，遂提拔郭葆昌为袁府总管，郭氏投机钻营的能力可见一斑。自此，袁府内务均由郭一手操办，直至旷世的袁世凯葬礼。

因善于逢迎，又见长于瓷器之道，郭葆昌在袁府任总管期间，管理景德镇窑，任“陶务总监督”，这也是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此时适逢袁世凯阴谋“复辟登基”之际，郭葆昌奉命为此“大典”烧制瓷器，除典礼使用外，还作为礼品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

这项任务郭葆昌完成得非常漂亮。从1913年开始，他延揽名匠画师，精心烧制。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赶在袁世凯“登基”之前，烧制了4万件瓷器。其款识为居仁堂(系袁世凯中南海寓所)，以粉彩和珐琅彩为主，胎质细腻，胎骨轻薄，釉彩娇妍，画意奇幻，器型多仿雍正、乾隆两代官窑器，数量不多。每件瓷器上还标有“洪宪御制”字样，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洪宪瓷”。据说，在烧制过程中，郭氏极其认真，逐件检视，凡不合格者一律毁掉，所以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受到朝野惊叹，在当时就成为瓷器爱好者的藏品。

他还仿效清代督陶官唐英的做法，自制了一批瓷器(落款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这些所谓的“洪宪瓷”曾被藏界视作中国瓷业史上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吉光片羽，身价不凡。只可惜，这些瓷器后来随着袁世凯的垮台和“驾崩”也一起风云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至今难得的稀世珍宝。

“觯斋”藏瓷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著名的鉴赏家和收藏家。

郭葆昌的瓷器收藏在当时已极负盛名。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录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其中不仅有罕见的宋元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

据王世襄先生回忆，抗战胜利后，王先生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为免遭文物流失，他代表政府从郭葆昌的后人手里收购的觯斋藏瓷达二三百件之多。

由于郭葆昌在瓷器上的精深造诣，后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的瓷器馆馆长。郭葆昌利用其在故宫任职之便，查阅了大量清宫旧档，并以此编纂了《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年表》，翔实考订了唐英这位雍乾两朝官窑瓷器总监的一生贡献，是清官窑瓷器研究的开拓之作。期间，还著有《宋广窑琴考》。

郭葆昌所撰写的另一著作《瓷器概说》，不仅是瓷器入门读物，而且以中英双语印行，是近代第一部向西方人士系统介绍中国瓷器的专著。其英译精准优雅，至今仍可做为同类学术文章英译时的范本。他所编印的《项子京藏瓷器图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可称为观念艺术的滥觞。这本为其祝寿而精印的图谱如今已入善本之林，确属珍罕之物。

书画收藏堪比张伯驹

与瓷器收藏相比，郭葆昌的字画收藏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书画收藏家，郭葆昌当时与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齐名，其收藏多为清宫流传有绪的旧藏。其著录于《觯斋书画录》中的书画，均为历代之名迹。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乾隆三希堂中的二希：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直到上世纪50年代方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代乾隆年间，有三幅代表中国书法艺术重中之重的字帖，被收入了清内务府，即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乾隆帝非常珍爱这三幅帖，他还特地为它们定名为“三希帖”，并在自己卧室旁边专门设置了一间十平方米不到的小暖阁，用于珍藏这三件作品。这间屋子被乾隆命名为“三希堂”，可见这三件作品之珍贵。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流出了宫外。据说为逊帝溥仪以赠赐之名把《中秋帖》和《伯远帖》交由溥杰，由溥杰携带出逃，后散佚民间。为防止如此重要的文物流失到海外，郭葆昌多方打听，到处寻找，终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自天津购入。二希的购藏，直接刺激了同好张伯驹随后倾其全力收购陆机的《平复帖》。

随着袁世凯称帝失败，郭葆昌离开官场，归北京家内居住。闲居期间，开始从事中外名瓷交易。他卖给外国人的瓷器，大都是赝品，有的系他自己仿古制作。他向洋人出售瓷器，常常托称瓷器是别人所有，他只是作为鉴赏家予以推荐，还让他的儿子假装货主，为此挣了不少外国人的钱。郭葆昌曾说：“赚钱就是要赚洋人钱，不能坑中国人。”

郭葆昌逝世前留下遗嘱，把穷其一生庋藏的文物赠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体现了他以国家为重的胸怀。其独子郭昭俊代表他把大部分收藏遵嘱捐赠，这些宝物后被国民党政权运往台湾。四十年代末，郭昭俊曾携部分自留收藏至香港。解放后，由张葱玉、郑振铎上报中央政府，政府得知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仍在香港。经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等人请示报告，由周恩来总理亲批35万元专款购回，重新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的镇馆之宝。

其它见著录于《觯斋书画录》中的巨迹，除唐寅的《孟蜀宫妓图》和仇英的《沧浪渔笛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外，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如宋王严叟《墨梅卷》和元邹复雷《春消息图卷》今藏于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元王渊《鸜鹆梅雀图》现藏于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曾经清皇室收藏，至今仍散落民间的焦秉贞《午瑞图册》和文俶《宜男图卷》均著录于《觯斋书画录》，两画皆为工笔设色，精绝臻妙有如官窑瓷器一般优美。从中可以窥见瓷藏大家郭葆昌一贯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