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1891-1984)，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原名暹，字叔弢。安徽东至县人，曾任唐山华新纱厂、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解放战争时期，周叔弢赞同中共和平建国、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当周叔弢沿着祖父、叔父创办的实业之路一路走来之时，人们熟知的是他“民族资本家”的一面。然而，生活中的周叔弢更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懂书、爱书、惜书、藏书、捐书，一辈子与书为伍。历史学家来新夏这样说：“他虽然地位高、又富有，但是既无官气，又无商气，看起来温文尔雅、完全像个老书生。”

实业救国梦

周叔弢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精研医学，有著作传世。出生在这种家庭，他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不言自明。先生曾回忆说，儿时虽不敢擅入父亲的书房，但父亲爱读书、喜藏书的习惯却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那时完成私塾老师布置的功课后，他有两个最大的嗜好，一是“胡乱读一些闲书”；二是逛书店，他是扬州辕门桥的三家书店的常客，总是三天两头买上几本石印的廉价书带回家。没曾想这两个“嗜好”，竟成了他一生追求的基础。

他曾多次对人说过，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廉价收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当时他激动万分，像获得了宝贝一样兴奋得睡不着，这激起了他以收藏善本古籍为终生职志的决心，从此以后矢志不渝，用毕生精力搜罗善本古籍达4万多册。

虽然下定决心努力收藏善本古籍，但周叔弢又不能整天奔走在书店里。因为父亲周学海淡漠仕途，不善交际，唯好读书，他不能再依靠别人。这时，他看到四叔周学熙致力于北洋新政，并出任财政总长，创办了直隶工业局、银元局、官银局、中国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且四叔还因兴办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华新纺织、耀华玻璃等公司，而被国人尊为“北方实业巨头”，周叔弢心中充满了敬佩。于是，1912年，他怀着美好憧憬，离开生活了21年的古城苏州，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艰辛的实业经营之路——1919年任青岛华新纱厂常务董事、1925年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经理，之后在天津创办华新纱厂并任经理。接着，又在滦州矿务、启新洋灰、耀华玻璃等公司任职。由于周叔弢办事投入而认真，在所有任职过的企业里，他都得到了前辈们的器重。

他原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没曾想日寇的铁蹄一下踏碎了他的“实业救国梦”。1936年，天津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了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他终于明白单纯的实业救国之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但周叔弢依然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终愤然离职。

人能笃实，自有光辉

虽然周叔弢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企业，收入不菲，但是他经常告诫子女，说他“没有什么钱”，希望子女长大要自立，要自己养活自己。尽管是“没有什么钱”，但他却乐于支持子女上学，尤其支持子女买书。周叔弢认为长子读“四书五经”已很多了，但可能还有未读到的，就给他买了一部陶兰泉刻印的《八经》，并题上字。然后又给次子买了一部马叙伦著的《庄子义证》，并题字说此书偏于讲解字义，便于初学。周叔弢的小儿子周景良在读中学时，因为喜欢《论语》，周叔弢就给他买了一部十册的《论语经正录》。他还给三个最小的子女买了二百本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他用满屋子的书感染着子女，希望他们成为敦厚、朴实的读书人。周景良回忆，“我父亲在给大哥的信中曾说：‘人能笃实，自有光辉。’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周叔弢爱书、懂书、会藏书，同时拥有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些习惯不仅影响了他的子女，在他人看来，也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谨记。

据周景良回忆，父亲藏书非常讲究洁净、完整。他在买书时，同一本书要买好几套：收藏一套；自己平时阅读一套；送给子女一套；送给朋友一套等。他看书之前，总是先把书桌反复擦干净，再把书平放在桌上；或者用一只手轻托书脊，端坐阅读。周叔弢告诫子女，读书时要牢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夹刺”的名言。而他自己每当看到有的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或者蘸了唾沫去翻书，都心痛不已。

海源阁

周叔弢在国内采购善本，多利用有关藏书目录。其中，著名的就有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藏书。

1927年后，杨以增的子孙陆续将海源阁藏书在天津、北平出售。周叔弢仔细地读了海源阁《楹书隅录》、《续录》，其中著录有宋元秘本268种，他过眼的有191种，还有77种未见到。周叔弢非常关心这些本本的走向，生怕它们流出国内，于是周先生竭尽全力，不顾家庭生计，负债寻之。从1927年于文在堂得宋本《南华真经》始，到1948年，他先后搜得海源阁珍本58种。

现有周叔弢所藏的山东省图书馆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封面就写有他所持有的秘本，他还在书目里的各条书名上均分别作有单圈、双圈等记号，且书名下写有旁注，如《宋经进本书集版六卷八册一函》，注“江西本，字体似建本，半叶十行十大字”。由此可知他对书目的用心审读。

对于海源阁秘本，他极为关注，也很熟悉。1934年，他见到宋元旧刻的张有《复古篇》，大为惊喜，盖此书“传世极鲜，诸家书目所著录者多为钞本”，经查核方知此乃海源阁流出，当即收购。

周叔弢对于其他诸家藏书目录，如李盛铎《木犀轩藏宋元本书目》和傅增湘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也仔细查阅，按图索骥。他说木犀轩“李氏所藏宋本，或不止此，若以值论不及双鉴楼也；举秘之本，不过十余种，余皆易主更减色矣”。清毛康《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周叔弢常备用的一种书目，他说：“汲占阁藏书极富，今世所传宋之旧椠，每有毛氏藏印，倘能汇而编之，为汲古阁传世书目，亦盛事也”。

周叔弢也阅读、收藏英国文学书籍，如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原版本的译本。他选购此类书籍，也是从一部相似于《书目答问》的目录作挑选的。

收藏善本，自订“五好”标准

周叔弢自己的藏书室都典藏善本珍籍，其起名也自然都与之有关。如“自庄严堪”，起自明版《楞严经》，亦自《楞严经》“佛庄严，我自庄严”而来。“寒在堂”，得自于清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南宋杭州刻本《寒山子诗集》，后又因此书以廉价获得，有如拾得，故又取为“拾寒堂”。还有“陶陶室”，乃是因典藏有宋版《陶渊明集》和《陶靖节先生诗》，这两部书由海源阁流出，他先购得《陶渊明集》，后又以4000元的天价购得《陶靖节先生诗》。

周叔弢为收藏善本，特别是海源阁散出之书，呕尽心力，在这些本本中，不少是名人校跋的宋元刻本，如清钱谦益跋、宋淳熙刻本《新定三礼图集注》，而更多的是古籍界奉为圭臬的顾(广圻)校、黄(丕烈)跋的宋元刻本，竟有68种。周叔弢在缪荃孙编《荛圃藏书题识》的扉页记：“建德周氏所藏黄荛圃题识书目，未补入此本者，以点识之。” 周叔弢一生收藏多是宋元刻本。据1985年冀淑英编《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就录有他曾收藏的经史子集726种，其中宋版书64种(含抄本1种)、金版书2种，元版书45种(含抄本1种)。顾廷龙在《自庄严堪勘书图跋》中称“五世丈周叔弢先生藏书之富，夙与李氏木犀轩、傅氏双鉴楼鼎峙海内”。

周叔弢收藏善本，也颇讲究书质、品相及其文化价值，为之还自订标准：一是刻版好，犹如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是纸张好，好似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是题跋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是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是装潢好，就像一个人衣冠整齐。此“五好”标准，最低亦须具备一二。至于俗书滥印等，则宁从割合，不予收藏。周叔弢曾以高价收购了一批颇似敦煌文书、经卷一类的东西。后经仔细研究发现是用双钩填墨的赝品，遂当着众人的面将其付之一炬，以警世人，并说，这种东西不可留在世上再骗人。

当然，周叔弢购书也有憾事。1931年，杨氏后人杨敬夫出售宋监本《毛诗》，价8万元；1938年，杨又出售金刻本《通鉴节要》，周均以财力极绌，已入不敷出，而徒嗔奈何。见于日伪时期，周叔弢生计不足，在1942年卖出明版书100种，为此，他在出售前夕，自编《自庄严堪明版书目》，以志纪念。

藏书佳话

周叔弢深知可恶的日本帝国，不仅想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同时更想得到中国文化的精粹，而身为中华儿女的他，也时刻准备倾尽所有为国效力。

在周叔弢早期的收藏里，元树台岳氏本《左传》为古籍精品，但遗憾的是还缺少一卷。为此，他多方搜寻十数载。后得知，此卷为嘉定徐氏所收藏，他遂托友人傅沅叔与徐氏洽商。但听说是周叔弢要购买此书时，徐氏便将价钱定得极高，周叔弢只得作罢。1944年，徐氏后人拿出此书在北平求售，得到消息后，周叔弢追至北平。但徐家不是说书已售出，就是时时提价，双方最终未能谈妥，周叔弢再次抱憾而归。此时，他很担心书的去向，尤其怕落到日本人手里。1946年，他通过侄子转托孙静庵与徐家洽谈，并一再嘱咐对方“千万不要说是我要买”。孙遂以请徐氏鉴定旧玉器为名，相约中孚银行，玉器鉴定后，孙“无意间”提出想买那本书。徐氏知道他一向不问版本，便半开玩笑地说要一两黄金，孙急忙答应并当即付了金子，徐氏当着众人的面不好反悔。第二天将书送到孙家时，徐氏还再三追问是否代他人购买……书拿到手后，周叔弢兴奋地翻着书，连声说：“亏了静庵，值得，值得！”多年后谈及此事时，他仍兴高采烈道：“珠还剑合，缺而复完，实此书之厚幸，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

痴于校勘

周叔弢藏书，也写有大量题跋。这些题跋大多是写此书的收藏由来、版本价值，但也多有谈及校勘的。他的题跋写得相当认真，凡所校之书，多是先工笔写在夹条里，再将夹条校语过录在校本中，每校定一本，有时还写有一段识语，经验之谈。

几十年里，周叔弢常从友朋处借阅善本作校勘。1926年，他校勘商务印书馆四部丛书刊本《元氏长庆集》，借用了明弘治杨氏钞本《元氏长庆集》：“与此本对勘一过，多所是正，并补卷十第五、六两页，集外诗十篇。其用朱笔者于当字下注一朱字以别之。自卷二十七购以后，校正渐稀，益多误字，过而存之，亦校书之成法也。钱杨两跋并录于书之前后，以法源流云。”如此校勘，足见好处，这才是校勘之道也。

周叔弢校勘极为认真。1929年，在友人处借得海源阁旧藏宋小字本《孟东野集》，校勘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弘治本《孟东野集》，整整耗尽了4天。他很有体会地在识记中说：“宋本版刻精雅，字体不…，缺笔至‘慎’字止，脱误甚多，然因其形声以求之，可十得八九，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同年，又为唐初《杜审言诗》的两个版本分校，一是以海源阁藏宋本校勘清康熙内府刻本，“宋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八字，为顾大有旧藏，余所得渚杨氏杜诗刻各家书目，皆不载。书为海内副本也”。一是与友人从北平携来的明活字本，“取校一过，佳处每与宋书棚本合，盖源出宋刻，故为书林所称。视惟以五七言分体紊乱，旧序乃明人刻书之恶习，不足怪矣。活字本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亦与宋本不同”。

周叔弢很喜欢校勘，还常向图书馆借阅善本。1933年，获宋许涧《虎钤经》后，他还特地设法由北平图书馆借来明刻本，“对勘一过，补正甚多。此本刻印亦颇清朗，乃令人有刻如不刻之叹”。

正因为周叔弢作校勘很有成绩，颇为行家称赞，傅增湘曾说：“若吾叔弢者，既如任肪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耶？”

捐书

周叔弢早年就有“藏书于己、捐书于国”的理念，不把所藏书籍视为私家之物。他曾说过，“余素不愿与公家争书”。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春天，刘少奇同志雪夜造访周叔弢，坐在周府书房里品茗交谈，像学生般地讨教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与经济问题。周叔弢也感动地发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提出的“劳动神圣”、“双手万能”的高见，请共产党一定要记住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表示了对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的拥护。新中国的开国盛典，他被选为工商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又以花甲之身当上了天津市的党外副市长。

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政府的领导者，自己该做些什么呢？这是周叔弢当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他大半生在天津度过，因而与南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周氏家祠“孝友堂”藏有珍贵书籍数万册，皆为古代珍藏本，周叔弢出于爱书之心，很想把一些书籍捐赠给国家和人民。在他的积极动员之下，经过居住在天津的阖族公议，周叔弢终于在1950年，将家祠“孝友堂”收藏的三百八十余箱、约六万余册书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其中包括明刻本《南藏》及百余部丛书。四年后，他又把精心收藏的中外文图书3500余册捐献给南开大学图书馆。这些书成为了南开大学师生们学习研究中重要而珍贵的资源。

周叔弢先生捐赠信函

周叔弢于1952年，将最珍罕的宋、元、明代的刻本和抄、校本715种、2672册图书捐献给国家，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1955年，他再次将清代善本书3100余种、2.2万余册捐献给国家，现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他最后一次捐书是在1982年，当他将1800余种、9196册善本书和1262件文物，分别捐给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时，面对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人们心里涌出的崇敬之情已无法用语言表达。

周叔弢的爱国义举，受到国家的褒奖和人民的爱戴。1980年，为庆祝周叔弢90寿辰，北京图书馆将他的藏书题识编辑为《弢翁藏书题识》，天津图书馆编订了《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周叔弢用颤抖的双手，捧起精装烫金版本的《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激动地说：“我拿着这本精装书目，心情激动，回想自己在70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