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焱之(1908-1980)，江苏太仓人。早年师从晋古斋古玩店业主朱鹤亭，精于瓷器鉴定。民国34年(1945年)由卢吴公司在沪负责人吴启周介绍，结识英国古董商厄宝德，为其在沪办理古玩出口托运业务。民国35年以200万法币独资开设“仇焱记”(又名“仇焱之文玩会”)于嵩山路44号。同年出任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候补监事。民国38年结束在沪经营活动，去我国香港、瑞士继续经营古代陶瓷。

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

仇焱之13岁于上海一家古玩店当学徒，掌柜便是人称朱二爷的朱鹤亭，朱二爷是个小心眼的人，做生意总是怕吃亏上当，脾气还有点怪怪的。但朱二爷对古陶瓷鉴定十分善道，仇焱之在掌柜的调教下，勤学敏悟，练就了一双辨别古陶瓷的“慧眼”。仇焱之和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初期学古陶瓷的鉴定和买卖，后来专攻明清瓷器收藏，看官窑瓷器的眼力特别好。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自立门户，夹包在上海做古玩生意。他买货不把价钱压得太低，卖货时也不用假货蒙人，因此得到了同行和中外收藏家的信任。仇焱之立志经营古陶瓷，因其家学渊厚，有独特的古书画鉴赏天禀，故十分注重对古陶瓷的画工纹饰与造型的研究，这在圈内可谓标新立异。

古往今来，古玩鉴赏界就存在“玩画不屑瓷”、“鉴瓷不研画”的弊端。而仇焱之如此高屋建瓴的“鉴瓷观”，沿及今日，在鉴瓷界仍乃先卓。到上世纪40年代初，仇焱之凭借其手眼独出，成为了上海滩商贾云集的十里洋场中的风云人物。

抗战期间，仇焱之在北平收藏了一只宣德雪花蓝大碗。从这只大碗的价格变迁，很能够说明收藏家能够成为富翁的原因。这只大碗原先为晚清时期一位盐运使所有，那个时代，凡与盐业沾边的事情都能发大财。盐运使曾经家财万贯，买了不少的古董，可惜后来家境破落，孙子成了大烟鬼。宣德雪花蓝大碗在被不识古董的子孙盛了二十多年的黄酱之后，终于以5元的价格换回了5只大烟泡。天津劝业场的一家古玩铺以5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只碗，北平琉璃厂陶庐斋经理又以500元得到了它。仇焱之买的时候，价钱已经升到了800元。到了1980年，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仇焱之瓷器拍卖专场中，这只碗竟然卖到了370万港元！

40年代晚期，仇焱之赴香港发展，与敏求精舍的创始人胡惠春、徐伯郊等俦侣成为第一批南下的香港第一代收藏家。10余年间，他在这个弹丸之地，衔泥筑巢般地收藏了众多历代官窑瓷器。

50年代，仇焱之在香港曾经用1000元港币，买下了一只别人都以为是假货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被誉为收藏界“拣漏”的典范。据赵汝珍著《古玩指南》记载：“明成化窑斗彩鸡缸杯，现存仅三只。”成化斗彩瓷器，基本上都是官窑产品，在明代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万历《野获编》说：“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清初，大收藏家高江村的《成窑鸡缸歌注》：“成窑酒杯，各式不一，皆描画精工，点色深浅，莹洁而质坚，鸡缸，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可见其精美程度。

1980年12月，伦敦苏富比举办了第二场仇焱之藏品专拍，成化斗彩鸡缸杯以528万港元成交，打破了当时中国瓷器艺术品的世界记录，也是这场拍卖使得明代官窑的市场价位大幅上扬，并逐渐取代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宋瓷的市场主流地位。1999年4月在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2917万元港币的天价，成为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纪录。

2014年7月19日，这只鸡缸杯被上海藏家刘益谦以超过2.8亿港元的成交价，从香港苏富比带回上海。

朱汤生曾说，1980年至1981年的三场“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专拍，而这三场专拍对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可谓影响深远。“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拍卖，几乎吸引了所有全球重要媒体的关注，”说起1980年11月那场“太仓仇氏抗希斋曾藏珍品”专拍，现任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瓷器及工艺品国际主管仇国仕显得颇为兴奋，“正是在那场拍卖上，中国艺术品首次迈过了100万美元的门槛，也让世人第一次认识到中国艺术品能有如此高的身价。”

2006年4月l0日，苏富比香港春拍推出了一件宣德款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目前面世的此类“宣杯”仅见于我国台北“故宫”，但此件拍品与彼杯相比，其釉里红色泽更艳丽更纯正，纹饰亦更清晰，实为明早期官窑之精品。该高足杯系仇焱之旧藏，l980年由苏富比在香港以60万港元成交，此次拍卖达1524万港元。

倾尽所囊“收养”中国瓷器

繁忙的生意之余，仇焱之始终笔耕不辍，于1950年相继出版了《抗希斋珍藏明全代景德镇名瓷影谱》、《斋珍藏历代名瓷影谱》，成为国外专业人士研究中国官窑瓷器最有价值的书目之一。备受世人仰慕的是：仇焱之超人一等的“眼力”和流利的英语，亦为其游刃于古玩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闯荡欧美诸国期间，仇焱之发觉当年大量被八国联军劫掳去的中国艺术品，许多已绝迹于其后裔或旧货市场。有些后裔对先辈掠夺而来的中国艺术品毫无欣赏或收藏意识，以永宣青花碗盘杂盛乱物者，绝非笑谈。仇焱之目睹种种暴殄天物的荒诞事实，便萌生从“掠夺者”和僻市陋店中买回祖物的使命感。

但无奈的是，尽管他倾尽所囊，也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能力全部“收养”这些中国瓷器。为了不使中国陶瓷再度颠沛流离、含屈受辱，仇焱之当

时想出的权宜之计，只能是为这些流失他乡的中国瓷器找一个“善待的婆家”。同时，为提升西方藏界对中国悠久文化的了解和对中国瓷器的赏识水平，仇焱之除苦心积虑撰稿之外，还不懈奔波游说于欧美各大博物馆、基金会、知名收藏团体和富商之间。

闻名遐迩的大卫·珀西瓦尔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大维德基金会)、瑞典国王古斯塔乌·阿道尔夫(King Gustav Adolf of Sweden)、乌尔渥斯的女继承人——芭芭拉·哈顿(Barbara Hutton, the Woolworth heiress)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中，有许多都是通过仇焱之昔日的牵线搭桥或“捐赠”之物。

全套明代瓷器换一笔架

仇焱之收藏之富，可以从他为得到一件建文年款的瓷器所付出的代价上窥见一斑。

“建文”为明代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继承皇位的年号，建文帝仅在位四年，即被其叔朱棣(明成祖永乐帝)夺位。建文四年瓷笔架底部铭文为：“建文四年三月日横峰造，吴氏均茂志”，由于建文皇帝在位日短，所烧制的瓷器有限，而有年款的瓷器则更属凤毛麟角，至民国年间，收藏界公认为真品的“建文”年瓷器，只有此瓷笔架。这个笔架辗转流传，到民国年间，由收藏家谭敬收藏。

仇焱之专收明代瓷器时，除了建文年号，将明代所有年号的瓷器都收齐了，因此，得不到这个瓷笔架，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珍贵，仇焱之为了了却心愿，竟然以只缺“建文”年款的全套明代瓷器，换得了这个瓷笔架！

收藏乾隆玉如意

仇焱之的收藏包含了众多门类精品。其中，清代的五只如意也颇具代表性。它们的材料、类别各不相同，但每件皆为宫廷精品。作为吉祥和权利的象征，如意于明清时期便受到各个帝王的青睐与珍视。秉承这一传统礼制观念，如意的收藏对仇焱之而言亦是高质量高规格，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精益求精。2013年保利香港春拍中，抗希斋遗珍——清乾隆白玉雕福寿双全福禄万代如意，以其极高的规格与尺寸，上等的玉质与雕工，全身白玉并无绺裂与杂质，纹饰采用高浮雕与浅浮雕结合而饰，福寿双全，寓意极为祥瑞，等级之高，品格之极，成为仇氏抗希斋清代宫廷如意收藏中一件极为重要的藏品。

移居瑞士度余生

古玩行中有一句俗话，说是“卖者不发财，藏者发大财”。被誉为全球五大中国古陶瓷收藏家之一的仇焱之，其经历充分印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功成名就后，仇焱之移居瑞士，许多天涯故交亦纷至沓来，其富丽雅致的别墅，俨然成了中西方古玩家、艺术人游历欧洲诸国的根据地。其挚友张大千等人，每至瑞士，均以仇宅为己家，或绘画博弈，或赏瓷弹戏，或相携共游，他乡叙阔逢故知。

作为一位瓷器收藏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瓷器收藏大家，而作为古玩商，仇焱之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许多收藏家有其个人独特的占有欲；古玩商也有其个人独特的生意经。而仇焱之却能把稀世国宝级藏品捐赠给国内外的博物馆，更多地造福社会。

仇焱之1980年病逝于瑞士，所有庋藏由裔嗣交给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我国香港、伦敦拍卖，在世人心中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