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出生于1902年，是商衍鎏的次子。由于深受父亲商衍鎏和伯父商衍瀛的影响，商承祚自幼传承家学。早年师从罗振玉选研甲骨文字，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他一生的成就巨大而且多方面，集收藏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于一身。

淡泊名利的文化“贵族”

或许“状元坊”你已耳熟能详，可你是否知道广州还有一处“探花地”。前者因南宋状元张镇孙故居而得名，后者则由清代最后一个“探花郎”商衍鎏而享誉。商家自商衍鎏的父亲商廷焕开始，一门四代从文，连中两位进士。所以有人说，商家是近现代广东“书香门第”的一个代名词。

不过，可能很多人没想到，商家，这个文化世家衍生于满清军营，而且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八旗军。而商衍鎏的父亲商廷焕“弃戎从文”的原因看起来也实在有点儿无心插柳——体弱多病。

从商廷焕下一代开始，商家的从文之路步入正轨。商衍瀛、商衍鎏两兄弟先后考取进士，后者更是高中探花；而第三代商承祖、商承祚则分别在外文和古文字学方面自成一派。

关于商氏家族的文脉是如何薪火相传的，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不做官”。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的文字，“不做官，男人就像年方二九的小姐；做上官，就像抚养婴儿的儿媳妇了。”年方二九的小姐，稍谙世事，但未染俗尘、纯真未泯，而如果变成了抚养婴儿的儿媳妇，则已俗事缠身，柴米油盐酱醋茶，哪还能不为三斗米折腰？

商家唯一有过真正官职的是商衍鎏，不过这位探花的仕途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便终止了。民国时期，他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总政府之咨议，但这职位与其说“做官”，不如说是“混碗饭吃”。

事实上，商氏家族除商衍瀛、商衍鎏两兄弟外，其他人并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1927年，广东政府部分单位需要引进大批青年学者，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商承祚，曾被邀请去做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在咨询了父亲商衍鎏的意见后，他选择了不当官而当学者。商家整个家族的文脉能得以传承，也正是因为几代人均保持了人格、精神上的独立性。

商氏家族的淡泊，从各人从事的学科方面便可窥见一斑。商氏家族上下，除了商衍鎏和商承祖父子勉强称得上“子承父业”之外，其他代与代之间的家学并非一脉相承。每一次的开拓便意味着放弃父辈积累下来的资源和社会关系，所幸这种舍近求远式的放弃大多取得了成功。商承祚便是违拗了父亲商衍鎏要求其学习外文的“命令”之后，才投身古文字学研究的，而选择这门学科，纯粹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八岁开始痴迷古文字

商承祚的哥哥商承祖曾说，弟弟从八九岁时，就开始痴迷古文古物，很多时候痴迷到“连走路都要低头搜寻古迹”的地步。商承祚到亲戚好友家里，只要看到墙壁上悬有篆书，即便不识其字，也久久不愿离开。到10岁时，他便能反复翻阅邻家书架上的《说文解字注》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此外，商承祚从小就开始把早餐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物。19岁时，商承祚师从罗振玉学习古文字和文物鉴赏，终于把这份痴转为“正业”，并开创了古文字学的一片天。

1923年，在罗振玉的指导下，21岁的商承祚出版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可谓弱冠成名，得到了学术名师王国维的认可，他曾盛赞曰：“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这本书也成为我国最早、最有建树的甲骨文字典之一。

除甲骨文外，商承祚在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的领域也倾注了半个世纪的心血，著书良多，主要有《石刻篆文编》、《说文中之古文考》、《战国楚帛书述略》、《鄂君启节考》、《战国楚简汇编》等。其中，《石刻篆文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石刻篆文字典。

对徐悲鸿画作提出犀利见解

商承祚与父亲、伯父一样，除了学术成就非凡外，也练有一手好字，能画一幅好画。他与徐悲鸿是知音，曾对徐悲鸿的画作提出十分犀利的见解。

有一天，徐悲鸿取来自己的四幅画给商承祚看，商承祚戏说：“这幅是吊死鬼的美人，其颈过长；这幅是三条腿的马，每马皆有一条腿出问题；这幅是狐狸尾的猫，其尾下垂，画笔过分夸张，像狐狸尾；这幅是甘蔗的竹子，它表现不出竹之劲润而粗如蔗。”说后，两人相视大笑。徐悲鸿说：“自从来到重庆，只听一片赞扬声，即使提意见，都异常温和，轻描淡写，像你一针见血，得未曾有，可谓至友。”

冒战火抢救古墓文物

商承祚痴迷考古，甚至可以说是用生命在考古。1938年，日军大肆侵华，轰炸机长期频繁在长沙轰炸。为了避免古墓被轰炸捣毁，商承祚冒着随时可能被轰炸的危险，抢救性地挖掘楚墓，后来写成了《长沙古物闻见记》、《长沙出土楚漆图录》，开楚文化研究之先河，他也被称为湖南楚文化考古和研究的开山鼻祖。

1941年，为了尽量不让文物落入日军之手，他再次返回长沙。在长沙的八个月时间里，他购得了战国到汉代各类文物一批。购得文物之后，他还要在战火中四处躲避日军，并将文物送往安全之地，过程十分艰险。

慧眼识得千金猴王砚

商承祚喜爱收藏，也收藏了不少古物。

1951年秋冬，商承祚在广州文德路的文物商店花了160万（旧币折合现人民币160元）买下一方砚台。160元在解放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商承祚如此果敢出手，便是基于他的慧眼识珠。

原来，此砚正是广东的三大名砚之一——端石千金猴王砚。此砚成品于清光绪（1875-1900年）年间，长22.5厘米，宽17.6厘米，厚2.7厘米，砚右侧有铭文“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左侧碑铭文“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字体均为隶书。

该砚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在主持开发大西洞时，请端溪有名的雕刻家郭兰祥雕镌而成的。当时一共刻了三方砚台，便是后世所称的三大名砚：一是千金猴王砚，二是鹤砚（又称松鹤砚），三是过面冻砚（又称鱼脑冻碎石砚）。

“猴王砚”根据原石中鱼脑冻的形状，将之磨出手捧寿桃要吃的猕猴神态，生动活泼。在猕猴坐地的山洞，左右上下各安排了密密严严的树林，构图配致十分巧妙。此砚妙在平时通体黑色，并不引人注目，猴形也不突出，但神奇的是，只要用湿布轻拭一下，石品的鱼脑冻花纹就会立刻清晰地显示出猕猴的形象来。

千余文物慷慨献国家

据考，猴王砚因名声太大，流传中几经辗转。抗日战争时，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手里；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次落到私人手中。

商承祚用大价钱购得猴王砚后，即告知广东省博物馆“你们可携款到我家来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门看后，认为价昂不要。商承祚说“你们何年来取都行”。两年后，博物馆终来人将该砚要去。商承祚对他们说“松鹤砚”的鹤飞向松林，虽非冻石，其形可取，亦需购藏；“碎石砚”是在全部冻石间，有各色的小石子集聚而成，诱人欣赏，曾不知下落。此三砚原皆为何家收藏。最后，省博物馆副馆长终于在1961年与商承祚一起去何家征购，用了120元，购得松鹤砚，并得李文田题《猴鹤砚斋》横额，但碎石砚不知下落。前两方名贵的端砚之王，终得以成为广东省博物馆的珍藏。　　

他晚年时主张“藏宝于国，实惠于民”、“独乐不如众乐”，生前曾将家藏的多件文物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其后人也继承他的遗志，又向深圳市博物馆捐赠了多件文物。通算商家在多年里，共向国家捐赠了120件珍贵文物，文物千余件，且报酬分文不取。在这些文物中，属国家一、二级的文物超过60％。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曾说，商家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