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1881~1976），生于江苏镇江，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中国近现代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陈光甫还和张嘉璈、李铭、钱新之一起被称为民国银行家的“四大名旦”。此外，他还是中国现代旅游业鼻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旅行社。

从穷学徒到银行家

1881年，陈光甫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一商人家庭，祖上几代都在镇江经营钱庄。陈家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排行第四，从小并没有表现过人天赋，甚至说话也比平常人晚，据说七八岁才能说话。

1893年，因经营钱庄失败，陈家移居汉口，陈光甫父亲进入外商开办的祥源报关行工作，这让他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后来，陈光甫也进入报关行当学徒，不仅要熟悉人情业务，更要紧的是学习英文。陈光甫一边学业务，一边学语言，其间艰辛自不待言。他多年后曾经如此回忆，“鄙人年幼时，亦为学徒，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门之役，皆归鄙人任之。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饭时常不得饱，苟不与厨役联络，则枵腹之时，欲向厨役求一饭而不可得。”

1899年，凭借语言优势，陈光甫考入汉口邮政。邮政与海关是中国当时最为现代化的机构，邮政其实也属于海关系统，这些经历让陈光甫开始接触了现代企业，给予他最早的启蒙和教育，他也曾经回忆，“这段邮政服务的经历就像进入了一所学校，使我近距离地看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使我对新企业有了更大的兴趣。因此，这段经历为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1904年，陈光甫得到岳父帮助引荐，以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身份，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是美国历史的新纪元，一百年前美国刚刚从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得美国土地扩大了一倍；一百年周年后，美国人决定举行一场盛会来纪念这一历史变化，这对于世界来说，也是20世纪的新开篇，更多新技术以及新机会的想象使得世博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同在美国的孙中山也侧身这一盛会，他评价为“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

如此盛会，对于欧美国家的人等来说尚且充满惊喜，何况对于第一次从清国出来的少年陈光甫，震撼可想而知。他感叹展品之丰富，“殊足炫耀游人之耳目”，与此同时，中国的展品却令人失望，“杂置于杂艺院偏厄阴暗之一隅，颠倒错乱，不列细表”。两相对比，犹如云泥，他来了就不愿意回去了，于是决定留下。

通过当时中国驻美大使的帮助，陈光甫以官派身份进入圣路易商业学校，1909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财政商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陈光甫毕业之后曾在美国银行短暂实习，1910年回国。

回国不久，“海归”陈光甫以留学生身份得到礼遇，进入南洋劝业会。时隔不久，刚好遇到江苏省内部为一笔库存白银争执不下，江北希望作为导淮经费，江南希望作为教育基金。双方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刻，陈光甫看准时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用这笔钱开设一家银行，这既两边不得罪，又为陈本人谋求了一个职位。于是，江苏银行就此成立，程作为总办，陈光甫成为帮办。辛亥革命后，陈光甫受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担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

北洋时代军人主政，城头旗帜变化，银行也往往以结交军阀为荣，而军阀又把银行当做军费来源，这与陈光甫所受教育及其经营理念全然不符。因拒绝军阀张勋要江苏银行提供存户姓名款额的要求，陈光甫被迫辞职，离开江苏银行。

离开江苏银行后，陈光甫决心独立创办银行。1915年，他联合庄得之等人集资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被推举为总经理。出身寒微的陈光甫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金融业关键是信用，陈光甫最好的资产就是他本人。陈的合伙人中有不少人都大名鼎鼎，如董事长就是著名买办庄得之。庄得之不仅出资较多（2.25万元，最大股东），还帮助陈光甫出了他那部分钱（5000元），也拉来了自己的远亲盛宣怀家的存款。更为重要的是，从同业角度，陈光甫得到了当时江浙财阀代表张公权以及李铭的帮助。

起步之初，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资本仅仅为65000元时候就开门营业。对比各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规模则堪称迷你，额定资本10万元，实收不到7万元，员工只有7名，得力搭档也是汉口邮政局的老友杨敦甫等人。也正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开始被叫做“小小银行”，陈光甫发家之后也多次表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苦出身。

回看当时中国银行业格局，基本被外资银行以及传统钱庄把持，二者各有分工，中国新式银行作为第三股势力，起家之初多数地位不高。即使陈光甫本人，也曾饱受慢待，他曾回忆起刚刚起步时候的苦涩，这或许无意也让他回想起在武汉遭受西人欺压的少年记忆，“吾人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然而，伴随着张公权、李铭、陈光甫等新式银行家崛起，中国金融业的格局开始变化，随着他们推动中国废两改元以及法币等金融改革，新式银行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陈光甫在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规定了一条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遵循“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的方针。陈光甫倡设了“一元开户”的小额储蓄以及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育儿储蓄、养老储蓄、储金礼券等多种储蓄形式,受到普通市民的欢迎。有人借机刁难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给其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 陈光甫在银行内部采取全员入股和实行储金制度、带薪休假制度、家属医药费报销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银行成为员工终身效力、依靠的地方。1918年，陈光甫拨款50万元设立国外汇兑处，专营外汇业务，首开中国民营银行问鼎国际外汇市场的先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凭借“服务社会”的理念和“一元开户”、“女性行员”等各类创新举措，不仅在上海银行业中站稳了脚跟，而且业务有后来居上之态势。到1937年抗战前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获得了巨大成就，存款总额近2亿元，比创办那年50余万元的存款额增长了400倍！国内外分支机构119家，员工2775人。到了1946年，该行资本额达到1000万元，比创办资本增长了150倍！民国时期，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再加上浙江兴业银行，被称为中国的“南三行”。这三家银行都立足上海，堪称中国新式银行现代化的先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而也被金融史学家认为可与同样从小小银行发展起来的英国汇丰银行相媲美。

在日记中,陈光甫阐述了自己的经营理念。“世界大势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

据说，杜月笙的心腹苏嘉善在临终前，当着众人的面将大儿子托付给杜，恳请杜设法将他送到上海银行去工作，因为上海银行向来以对练习生管理严格而著称。在上海滩不可一世的杜月笙此时踌躇了半天方才勉强答应。因为他知道上海银行任用职员一律招考，不讲人情，他与陈光甫素无来往，又不能随便硬干，此事实在没有把握。这些都足以说明上海银行当年的管理之严及在外界的名气之响。

上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的旅游业务皆由外国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揽，如英国人经营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通运银行”等皆设有旅行部，这些银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设有旅行部，包办中外旅客一切旅行业务。这些旅行部还发行旅行支票，时人称为“通天单”（在当时币制不统一情况下，可通行使用）。 

一九二三年夏，已经颇负盛名的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浪声谑语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采，遂愤而退还，转往通运银行购票。途中他思潮起伏，乃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并立即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带至船上阅读。

当时全国教育会第九次会议定于十月二十二日在昆明举行，各省代表均须集中上海经香港转越南乘滇越铁路前往。陈不愿教育界人士在旅行中吃苦头，故致电他的上海银行总行，嘱即与该会议主管人员接洽，包办各省代表在上海之车船食宿，与会人员咸称便利。上海银行即于是年八月设立旅行部，并呈请交通部准代售铁路车票。当时交通部正在召集全国铁路联运会议，素无先例的申请案甫经交议，即遭洋人代表反对，中国代表对这与洋人争权的新鲜事物竭力支持，卒获通过。

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最初仅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的火车票，后陆续与长江航运、南北海运及外国各轮船公司订立代办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广至京绥、京汉、津浦各铁路，并在各地分行添设了若干旅行社分社。一九二七年，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为下属分社。至此，中国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事业。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陈光甫北上旅行经徐州车站时，看到三等车乘客餐风露宿于车站之情形，又嘱中国旅行社在若干地区设立了招待所和食堂。并于该年聘赵君豪为主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该杂志图文并茂，介绍国内外名胜古迹，启发提高了中国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及旅游兴趣。

早在1923年10月，陈光甫即以私人藏书在行内开设图书馆，供职员阅读。1933年5月，他正式开办上海银行图书馆，每月拨出专项经费，独立预算，并聘请著名学者、藏书家宋春舫担任图书馆委员会的主席，具体负责图书馆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西迁重庆，业务比较清淡，陈光甫常以读书消遣，与一些同样避难后方的文化人多有来往。1941年，著名学者林同济从昆明来重庆养病，便成为陈府的座上客，有一段时间还担任了陈的“读书顾问”，就住在陈的家里。林同济向陈光甫询问，上海银行是否可以出资，创办一家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专门图书馆，获得陈光甫的肯定。抗战结束后，陈光甫果然没有食言，由林同济操办，1948年6月，海光图书馆创办于上海，并聘请前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主任汪长炳主持馆务。

据林同济说，采用海光一名，暗合上海银行与陈光甫，也与上海银行行刊“海光”名称一致。海光图书馆的英文名称，为“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以求名实相符。图书馆设在番禺路209弄16号，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这座小洋楼原先是上海银行返沪后，买下来给陈光甫住的，陈光甫觉得不合适，又让给了林同济办图书馆。由于对外开放，藏书富有特色，这家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很大，号称沪上八大图书馆之一。

图书馆的图书来源大致有三：一是请人在欧美购买寄回，其中不少还是从私人和旧书店淘来的旧版珍本。1946年底，林同济在国外一次就采购了英、法、德文版书刊约三千美元；二是林同济利用游历欧美的机会，与国外一些大学图书馆接洽，请求捐赠一些“复本”；三是一些社会名流如孔祥熙、张嘉璈等也向图书馆作了捐赠，书上都有他们的捐赠印记。其中包括德文原版马克思的《资本论》。

图书馆初建时藏书约1万册，其中外文图书6000余册，中文书籍3000余册。外文图书中以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类书为主，包括许多外国哲学家、文学家的原著全集，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本、鲁迅的《阿Q正传》英译本等也在其中。

除对外借阅外，海光每一两周开个读书报告会，由研究组成员轮流举行讲座，或邀请馆外专家前来举办讲座，题材广泛，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包，有“朵斯陀叶夫斯基的小说”，也有“美国期刊上的几个问题”；张君劢来讲“中国宪政”，复旦大学教师则讲“马列主义的要旨与文献”，听众有银行职员，也有外界普通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52年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1953年1月，银行将海光图书馆捐献给市文化局，1959年，上海图书馆接收原海光图书馆的藏书，在徐家汇藏书楼辟专室收藏，并保留了原有的编目、分类、上架体系。今存《上海图书馆前海光图书馆图书目录》一册，藏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

据林同济回忆，陈光甫曾对他说过：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海光图书馆是他平生三大得意之作。事实上，陈光甫的外币收藏也堪称其第四大得意之作。

陈光甫利用银行工作之便，专门收藏外国金银币，其中有英、法、美、日、德、奥、埃及、波斯、印度、暹罗、智利、瑞士、土耳其、西班牙、墨西哥、荷兰、秘鲁、巴西等四十多个国家的各种金银币一千余枚。其中1830年帝俄时代所铸白金卢布，1819年日本幕府时期所铸的壹两金币，1588年的西班牙金币等，都是极为罕见的珍品。

陈光甫1949年离沪赴香港时，将自己多年收藏的珍稀金银古币交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任克家保管。任克家曾多次请陈光甫取回，但陈一再表示：“全部持赠吾弟，听由任意支用。”任克家于1965年病逝。1980年11月，任克家夫人黄梅贞遵照先夫遗志，将陈光甫收藏的金币五百七十二枚，银币四百八十九枚，铜、镍、铝、铅币三百五十八枚，共计一千四百一十九枚，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有一部分移交给了上海博物馆）。

陈光甫与当时及现今一般民营企业家不同，恪守“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哲学，对权力若即若离，也不服从乱命。

1927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曾命令武汉银行界停兑现金，他为了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陈痛感北洋军阀腐败，又反对共产革命，仍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曾积极为之筹措军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35年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恰逢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猛跌，他应孔祥熙之请赴美，与美财长摩根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稳定了国内金融。

抗日战争时期，陈光甫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期间，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曾赠诗与之共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最终他们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国民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表示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48年也被定为行宪年。陈光甫担任了国府委员，这大概是陈光甫侧身政治最近的一次。对于当时行宪国大的实质，他也看得清楚，用银行作形象比喻，“政府比如银行，大股东一向是国民党，而蒋主席是董事长，银行闹恐慌，大股东急了，去找些人来帮忙，一面给他一个董事或监察人的名义，一面送一二十股的股票给他，算是参加的代价”。他分析：“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本身已经没有这能力，于是非向美国借款不可，于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仍寄望于“既然有新股东参加，就少不得有新股东说话的权利”，“今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陈光甫日记》，1947年4月23日）。

陈光甫为人正派，对于政治他往往不肯明确加入官方职位，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多次成为不同政治势力角力争取的对象，无论是1947年的国民政府改组还是1949年的和平谈判抑或1950年代在香港，陈光甫都是各方争取的对象。当时，毛泽东曾托人送来亲笔签名《毛选》一套，陈则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周恩来也曾委托黄炎培请他回国，他也没有从命。

1949年3月，陈光甫去了香港，他的老部下资耀华则留在内地，随后组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私合营，甚至多次邀请他回来。陈光甫犹豫之下，最终选择留在香港，以接近七旬的高龄重新创业，1950年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随后陈光甫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

陈光甫于1976年卒于台北，享年96岁。得知陈光甫去世的消息，远在海外的老友张公权无比哀伤，以挽联表示哀思：“论交六十年前，往复筹谋，以裕国厚民相期，得君伟业垂范，堪偿宿愿；闻凶数千里外，生死相隔，往异域殊乡为客，假我余年著述，以证心期。”陈光甫近百岁的人生，不仅见证了中国历史三峡的波涛汹涌，也见证了中国金融业的剧烈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