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不但是一个需要强大财力作为后盾的爱好，同时，更需要对于古代文化、历史、文字等深沉的热爱作为有力的支撑。收藏之路并不能一帆风顺，千金散尽，寝食不律，只为心中那份对于藏品不能割舍的情怀。

潘祖荫（1830-1890）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潘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有《攀古楼彝器图释》。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潘祖荫生长于北京，祖籍吴县。他的祖父为乾隆癸丑科状元潘世恩，官封太傅及武英殿大学士。他的父亲潘曾绶，字绂庭，官至内阁侍读。咸丰二年，潘祖荫得中一甲第三名。先后任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会试同考官、侍读、咸安宫总裁、南书房行走等职务，后应召，直言进谏多条规法和实务，但最让后世赞誉的还是他“神眼鉴文物”的功力。

倾囊购宝，至磬衣物

据说潘祖荫只要是发现彝器文物，不管远近，都要跑过去，而且出手阔绰，叫“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惜”！就是把身上的衣服物品卖光了都愿意。有一次，他听说某处有一古碑，于是急忙叫人带他去看。潘祖荫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断定是真品，连价钱都不讲一下，一手付给卖家 500两银子就把石碑拉了回去。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人送来了一只汉朝的古盆，盆上面的花纹和篆字都非常精美，结果潘祖荫一高兴就花了300两银子买了下来。

卓尔不群，独步天下

潘祖荫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古玩鉴赏界中的地位是大家公认的。马未都先生在讲鼻烟壶收藏时就讲到了潘祖荫。马先生说在鼻烟壶收藏上，潘祖荫那是一等一的高手，据说每一次下朝后，许多喜欢鼻烟壶的朝廷官员围到潘府请教潘祖荫，鉴定鼻烟壶。大名人杨度的弟弟杨钧就是个鼻烟壶玩家，杨钧对潘祖荫佩服得五体投地。潘祖荫死后，杨钧非常惋惜，他连声感叹说：“世无潘伯寅，无可赏鉴鼻烟者”。

书林掌故，藏家诗史

潘祖荫还是一个著名藏书家、金石收藏家。“滂喜斋”、“功顺堂”是他的藏书室，他将藏书编成《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书目》。支伟成曾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说：“公幼好学， 涉猎百家。尤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因此“滂熹斋所储，不以繁富相炫,，顾多精品”。祖荫藏书印曰“分廛百宋，移架千元”，藏书之精且富，可见一斑。潘祖荫苦心惨淡经营的滂喜斋藏书曾于咸丰十年（1860）遭火灾，损失惨重。不仅烧毁大量精善本书，连借读江标的善本书及山东杨氏海源阁旧刻《墨经》也遭焚毁。

光绪十年，潘祖荫坐船过河直登山顶，以宋元为限，拓考无法区分，瘦羊亲经得百作种，编次为《虎阜石刻仅存录》一卷。他的门生叶昌炽为他的藏书著有价值极高的目录指南“藏书纪事诗”。该书首创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先例。全书以私家藏书史料为题材，先为七言绝句一首，叙述某人的藏书特征，下系人名，或系字号、谥号等，正文基本为引文，必要时加上按语，其典范格式为“领以绝句，缀以事迹，必要时殿以案语。”《藏书纪事诗》是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开创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体例，素有“书林之掌故，藏家之诗史”之誉。

青铜攀古，冠绝一方

攀古楼是他存放青铜器和石碑的储藏处，他还留下两部金石目录：《汉沙南侯获刻石》、《攀古楼彝器款识》。1933年，潘家女婿顾廷龙在《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客斋两家藏器目叙》中，对潘祖荫的青铜器收藏作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旬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则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潘祖荫的“攀古楼”铜器在1933年左右，约有600余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

据潘达于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后赶赴京师料理已逾一月，潘祖荫位于北京米市胡同内的大宅中，已经出现文物、藏书被偷盗的事情了，光是宋版古籍缺首卷者已不在少数。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而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文物书画典籍运到苏州后，由于当时潘祖年借住在临顿路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他就将运回的文物字画典籍存放其内，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这是潘氏后人第一次在苏州得以检视潘祖荫的藏品全貌。

神眼识贤，彪炳史册

潘祖荫不仅是“神眼鉴文物”，更是“神眼识贤臣”。“晚清三杰”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由一介书生而出将入相，就与潘祖荫的鼎力举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对左宗棠的举荐，也成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藏品”。

事情要追溯到清咸丰十年。当时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襄理军务的左宗棠，因为恃才傲物，触犯官场众怒，遭人上奏诬告弹劾。咸丰皇帝命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就在此时，与左宗棠并没有直接交往、却深知左宗棠才能的潘祖荫站了出来，三次上书保荐。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对左宗棠的赞誉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即出自潘祖荫之笔。后来，左宗棠平步青云，终成一代名臣。

伯寅好印，收藏有道

潘祖荫还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潘祖荫所用印章，均出自其友人赵之谦之手。赵之谦36岁时为潘祖荫刻“吴潘祖荫章”正方白文印，边款为“同治甲子二月，赵之谦为伯寅光禄勳制”。41岁时为潘祖荫刻“滂喜斋”正方朱文印，边款为“同治己巳春三月，赵之谦刻呈伯寅少司农鉴正”。43岁时为潘祖荫刻“吴县潘伯寅平生真赏”正方细朱文印，边款为“同治辛未五月九日，赵之谦刻”。刻“郑盦”扁方朱文印，边款为“郑盦司农藏书之印，同治十年，之谦作”。刻“潘祖荫藏书记”长方细朱文印，边款为“郑盦司农收藏宋元秘本之记，同治十年九月，谦”。刻“潘祖荫”正方满白文印，边款为“同治辛未十二月，撝叔刻”。刻“翰林供奉”正方细朱文印，边款为“郑盦司农奉敕书联，命刻此印，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谦记”。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长方细朱文印，边款为“壬申春，撝叔为郑盦作”。刻“宋本”连珠朱文印，边款为“宋刻”。刻“元本”连珠朱文印，边款为“元刻”。

此后十年，赵之谦一直未治印，直到54岁时应潘祖荫恳请，为其刻“赐兰堂”长方朱文印，这是赵之谦赴江西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从现有史料看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

盛衰有命，大师坠殒

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西安得到大盂鼎，将其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是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6年后，他又得到了另一件旷世奇宝——大克鼎。

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也铸有铭文，也分2段，共28行，一共是290个字，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巨大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祖宗的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重要大臣；二是记载自己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的奴隶。

克鼎的铭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内容，其文字的优美，也是西周时代书法成就的集中代表。大克鼎的铭文字体特别大，端正而质朴，笔画均匀遒健，形体舒展庄重，后世书法家称之为“玉箸体”。铭文的前半部分划有整齐的长方界格，一字一格，行款纵横疏密有致，行气规整，格局严谨，独具庄严典丽的风貌。

大克鼎于1890年(一说1889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一同出土的是一个青铜器物群，据传总数超过千件，当日即被瓜分，四方流散。其中器型最大、最为华美的大克鼎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购得。柯劭是潘祖荫故交。得知柯劭有大克鼎入藏，潘祖荫欣羡不已，几番登门拜求，终于重金购得。至此，大盂鼎、大克鼎两大青铜至尊礼器同归潘祖荫所有，“攀古楼”所藏当世无出其右者。

潘氏一门，至潘祖荫一辈，官爵位极人臣，家藏富甲天下，可以说达到了家族荣耀的顶峰。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氏家族的辉煌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撒手人寰。潘氏一族再无入朝为官之人，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

潘祖荫收藏的大量青铜器和珍本古书，并不像古董商贩那样，是用来投资的商业目的。而是出于一个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痴狂，体现了个人的收藏旨趣。这对我们今天浮躁的收藏家们，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