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现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傅雷之妻朱梅馥(1913-1966)，杨绛称其“集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于一身”，是傅雷的小表妹，其特别之处是纤纤十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弹奏得如行云流水一般。两子傅聪、傅敏，傅聪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傅敏为教育家、《傅雷家书》编著者。

作为一个翻译家，别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儿子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感动了数百万读者；他对黄宾虹的理解与推崇，直接影响了这位大艺术家身后的成名之路。

傅雷夫妇的收藏

傅雷夫妇弃世之后，家中被贴上封条，所有遗留下的东西都存放在里面。傅敏当时是北京第七中学的年轻教师，直到父母弃世六年后的1972年，才得以重回上海。再过了六年，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傅雷才被恢复政治名誉，傅聪才被准许回到上海。

傅聪记得他曾收到过文化部门的信件，请他去领回父母的物品。当他在1979年重访上海时，曾去过一个存放充公艺术品的仓库。当时有地位的人，被允许任意带走想要的东西作为补偿。傅聪描述，那简直像一个疯人院，人们像盗贼一样贪婪地四处搜掠。傅聪实在感到恶心，觉得这种行为延续了“文革”所带来的混乱与耻辱，于是径自离开了。

上海市文化遗产与书籍管理处根据上海音乐学院提供的信息列出了一张包括傅雷和朱梅馥遗物在内的充公物品清单。文件上的日期是1967年底，即傅雷夫妇弃世后一年。文件有129页，上面列出了99件古董、1050件艺术品、6730本书和167件个人物品。

 一份“充公古董及书籍列表”上，记载了更详细的信息：206幅字画、42件青铜器、972件瓷器、18件玉器和石器、45件竹木制品、4件象牙制品、6件墨条、16块墨砚、47把折扇、5个画框、5915本书和60份损坏的书籍文件。列表上盖有“上海音乐学院‘文革’联络站”和“上海音乐学院充公物品处理小组”的公章。物品主人的名单列于每个部分的末尾。傅雷被称为“老右派”，编号91。

傅雷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对自己的物品都做了极细致的编号。上海音乐学院的清单有可能是依据傅雷亲手拟的文件完成的，因为它记录了艺术家的名字，以及画作的类型，例如“高凤翰山水册页”，或者“黄宾虹水墨山水挂轴”。虽然很难通过这些粗略的描述，确认每一幅作品，但是通过排除法，傅雷的家人基本上能够确定未被归还的物件数量。

经过傅家与上海博物馆长期的沟通，后者终于承认收藏了一批属于傅雷的黄宾虹画作。这一点可以根据黄宾虹题写在作品上的献词获得证实。2008年底，三幅黄宾虹的代表作被归还给傅家。

根据家人的记录，傅雷收藏的黄宾虹作品共计有一百三十七幅画作和八套册页，其中约三分之二已经退还。相反，傅雷收藏的林风眠作品，无一被归还。林风眠是傅雷的另一位挚友，在现存傅雷家中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他的作品。傅雷收藏的林风眠作品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傅雷与黄宾虹的友谊有详细的历史资料记载，而且黄宾虹早已逝世，而林风眠在“文革”中还是一个活靶子。 

君子之交

傅雷愿意把自己喜欢的画家推荐给朋友，有时，也把自己收藏的画割爱，漂洋过海，飞入朋友家。

1960年，傅雷把十七世纪中国花鸟画六幅复制品寄往英国伦敦。1960年，他又把林风眠的一幅作品寄去。对六幅花鸟画复制品和林风眠的作品，傅雷一直挂念。1961年2月9日，傅雷致函梅纽因，其中说道：“林风眠画作谅已收到，不知是否喜欢？狄阿娜是否亦喜欢？又聪不知有否转交去岁十一月嘱其奉呈之‘花鸟’复制品六幅？”

1962年1月7日，傅雷与梅纽因的书信中，坦诚己见——“得知两位喜爱前奉之中国画，十分高兴，惜此间既无太多杰出的当代画家，也无美丽的刺绣物品，稍佳或稍古的作品，均禁止出口，而较次之物，又不敢奉寄。今人只欲草草生产，不再制造美丽耐久之物了。”

1961年，他向傅聪的钢琴老师杰维茨基赠画。杰维茨基是波兰人，对傅聪的影响较大。8月25日，傅雷致函杰维茨基，提及赠画的事情——“前寄呈十九世纪末中国画家复制作品一幅，此画于六月三十日递邮，未稔刻已奉呈左右，蒙获垂青否？向欲寄赠真迹，然凡超过五十载之画作，均不得外寄出口，而现代画家笔下，又鲜有佳作可兹寄呈者。”

细心，珍爱，是收藏家的素养。挑剔，厚古薄今，也是收藏家的性格特征。“而现代画家笔下，又鲜有佳作可兹寄呈者”、“今人只欲草草生产，不再制造美丽耐久之物了”，令人感触尤甚。

 傅雷在留法时认识了张弦，回国后同在上海美专教书，他觉得张弦很有才艺。张弦很穷，这是因为刘海粟给他的工资很低，对张太刻薄。张弦是病死的，就是因为他穷、病。所以在纪念张弦而举办遗作展览的筹委会上，傅雷与刘海粟公开闹翻了，随后甚至离开了上海美专。傅雷的一个朋友，就是当年也在上海美专任教的留法画家刘抗，他抗战开始就去了新加坡，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到北京来，傅敏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说是这么回事，因为《傅雷自传》里都写过这些，他就借此核对一下。刘抗说傅雷脾气是很暴躁，容不得一点沙子，性格非常耿直。所以从此以后与刘海粟绝交二十年，一直到解放以后在政协碰见了才和好。

 傅雷与黄宾虹

1943年11月19日，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楼观众云集、热闹异常。由张元济、陈叔通、邓实、王进、秦更年、吴仲垌等人发起的《黄宾虹八秩纪念书画展》正在这里开幕。之后几天里，沪上中外各媒体连续发表评论，对黄宾虹推崇备至，其反应之热烈为历来画展罕见。这次画展是黄宾虹生平第一次举办的展览（80岁！），之所以能一炮打响，除了他在画坛中享有盛誉，还得益于顾飞、裘柱常等年轻人的精心筹备，傅雷更是多方奔走、认真安排，不遗余力。

黄宾虹“八秩纪念书画展”请了很多名流，黄宾虹要求在贵宾请柬中把傅雷的名字列进去，但傅雷不同意。10月30日，傅雷向黄宾虹道出“不列入贱名”的原委：“……贱名及裘君决计不列请柬，盖由诸先辈出面最为得体，即拙作刊登特刊，亦用笔名，一则愚等不欲藉此显露，二则韬晦隐伏亦为目前时势所要求，惟处处保持超然保守缄默，方可苟全性命于乱世。”

大画家黄宾虹与傅雷相差43岁，在两人之间架起桥梁的有两位，一是刘海粟，他主持的上海艺专同时聘请黄宾虹与傅雷执教，他俩还曾一起到刘海粟家中做客；二是黄宾虹在上海的女弟子顾飞。黄宾虹抗战时期在北平执教后与顾飞经常通信、赠画，而顾飞是傅雷的表妹，傅雷便有机会在顾飞家中看到黄宾虹新作。黄宾虹在给顾飞信中阐述的画学理论和他画作中的笔墨、线条、气韵、精神，都使傅雷钦佩不已、拍案叫好。于是他便请表妹顾飞向黄宾虹求画，并如愿以偿。1943年开始，傅雷与黄宾虹直接书信往来、互赠作品。

此年，他们一个35岁，一个80岁，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平，此后虽有会面，寥寥数次，匆匆数日而已，直至黄宾虹去世，他们的交谊都体现在他们论学书里。已发表的傅雷给黄宾虹的信有一百多通，而黄宾虹给傅雷的信仅21通，至少两倍于此的信，受“文革”的洗劫不知下落。

傅雷对中国画的研究一直兴趣很浓，但大多是批评与指责，他甚至说“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黄宾虹与傅雷的忘年之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之交，傅雷在黄宾虹身上看到了中国画的希望与生路，黄宾虹在傅雷身上找到了知音和激励。有论者说是傅雷发现了黄宾虹。这话对了一半。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都各自发现了对方。

《观画答客问》是傅雷解读黄宾虹绘画的力作，得到黄宾虹本人认可。此文写于1943年，至今时隔70个春秋，其间风风雨雨，历经时局变幻，社会审美意识嬗变，傅雷的解读和评骘，依然熠熠发光。它已经成为论述黄宾虹艺术的典范，走进黄宾虹艺术世界的津梁。（文末有此文链接，或点击此处直接欣赏）

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黄宾虹绘画“山不似山，树不似树；纵横散乱，无物可寻”的问题，而清代画家恽格《南田画跋》则云：“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正与“描头画角”的画风相抗衡。傅雷还引用董北苑的典故，说看黄宾虹的画要远看。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举了“西欧名作”为例。在傅雷给黄宾虹的信中，多次用西方现代绘画来类比黄宾虹的作品，以论证中西绘画精神并无二致。

傅雷晚年致刘抗信里再次提到黄宾虹，给予“傅雷”式的最高评价：“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同、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写实本领(指旅行时构稿)，不用说国画家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他们的论画书，在今天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弥久弥深知之不尽的文献经典。

黄宾虹是一位具有文人气质的书画家，胸襟、思想、才气，画坛无出其右者。面对收藏者，黄宾虹极其挑剔，他向傅雷表示，士人作品最好不鬻，不然会有明珠暗投之叹。对此，傅雷十分理解，即使“惟生活所迫，即元代高士亦难免以之易米耳”，傅雷依旧尊重黄宾虹的感受，尽量选择审美趣味较高的人绍介黄宾虹的画作。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Ursule Mirouët)，突然获悉黄宾虹病重。他马上写信给黄夫人宋若婴，致以问候，可惜信来得太迟了。当接到黄宾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婴，表达未能在黄病重期间探望的遗憾，并寄以哀思。

傅雷紧张地、几乎是与世隔绝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这使他无法亲赴杭州。不过他还是尽力帮助宋若婴处理黄宾虹的身后事，包括整理黄宾虹数量巨大的画作和古代收藏品，并不遗余力地张大他的声名——黄宾虹在国画界今日的地位，实在有赖于傅雷早期的努力。

在黄宾虹的葬礼上，家属准备的发言由黄宾虹长子黄用明读出，说明将艺术家的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遗赠中有超过一万件物品，包括黄宾虹约四千幅作品，还有他的藏书、信件、手稿，以及他收藏的古董。这批遗赠最先捐给黄宾虹曾经任教的华东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但它被拒绝了。多个月之后，仍然未能找到黄宾虹遗赠的接收机构。直到1956年，浙江省政府宣布计划将黄宾虹故居建成纪念馆，但计划并未实行，杭州当地政府也迟迟未开始建造黄宾虹的墓地。黄宾虹遗孀宋若婴为此感到忧心，并联系了傅雷。傅雷代表她向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翻译家黄源(1905-2003)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一一提出这些问题。他代表黄宾虹的遗孀和家人，要求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并要求政府理解黄宾虹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艺术遗产的价值。傅雷的信产生了他期待的效果。1957年末，黄宾虹纪念馆对公众开放了;第二年，也就是黄宾虹逝世三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的收藏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馆接收。

随着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傅雷受中共华东局委托，为官方纪念活动提供建议。1962年6月，他准备了一份文件，要求恰当地纪念老艺术家的生平，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并没有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整理、记录和保存黄宾虹的收藏，并对此感到惋惜。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

这本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延迟到1985年，也即黄宾虹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出版。《黄宾虹画集》收录了一百一十四幅画作，其中包括傅雷、陈叔通、赖少其和黄宾虹其他好友的收藏，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