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山水画的画家在隋唐初期并不多，更多的画家还是将创作集中在与人事关系更为密切的人物画上，只有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依据个人的身份地位，不愿意随流从众，于人物画外另辟门庭，选择了山水画。
李思训的山水画离不开人物，这也是早期山水画的特点所在，山水之美往往需要人物的加入，始能臻于丰富与完美。
李思训的山水所以能“成其体”是因为就山水画而言，其笔法已有变化，由人物画的圆转流畅、粗细均匀变为适合表现山石形态的抑扬顿挫，逆转方折。

李思训（653年－716年），字建睍，一作建景。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唐朝宗室、官员、书画家，唐太祖李虎玄孙、华阳县公李孝斌之子。李思训工书，善丹青，书画称一时之绝。他擅画山水、楼阁、花木及走兽等，世称“李将军山水” 。其山水树石，师法隋代展子虔，并加以发展，形成笔格遒劲，金碧辉映，意境奇伟，用笔遒劲，具有装饰意味的“青绿山水”与“金碧山水”的风格，时人有“国朝山水第一”之评。唐人朱景玄列其画为“神品”。明人董其昌尊其为“北宗”画派之祖。为与其子李昭道相区别，世称“大李将军”。其画作多已散佚，今传世作品有《江帆楼阁图》。

若说李思训就不得不连同他的儿子李昭道一起。李氏父子的绘画专长是山水，而山水画较之人物画，无论是技法的难易程度，还是作品的艺术功能上，都有区别。李氏父子的山水画以精丽见长，耗时费力，如李思训画嘉陵江景致，历时三个月方告完成，但只要慢慢地去画就是了，没有人去催促他，创作是一种从容不迫地愉悦过程。

隋唐时期，人们的山水之恋被入世之心取代，即使是底层士人也忙于仕进事功、期待改变命运，他们无暇顾及山水画这等闲情逸致。只有李氏父子不愿随流从众，于人物画外另辟门庭，选择了山水画。但将李氏父子成为山水画家，并不十分贴切，因为除了山水，他们也画人物、楼阁等。宋代御府所藏的李思训17件作品众，多属人物画，或者说是有环境衬托的人与景并重的山水人物画，如《山居四皓图》、《江山渔乐图》、《明皇御苑出游图》等。早期的山水画的特点既是如此，人们发现了山水之美，并将其裁入画中，但纯粹的山与水还不足以成为独立的审美载体，还支撑不起一件作品的艺术构成，还必须借助人物的加入，始能臻于丰富与完美。

与人物画不同之处是突出了环境的描绘，人物活动于青山绿水、秀木长林之中，这种画称之为山水可以，看作是人物画亦未尝不可，是人与景并重，情与境兼融的艺术合成。这一创作取向同样体现在二李的创作中，如传为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在崇山秀水间画有舟楫泊客，羁旅游人，山岭间又布有庭院廊舍，说是山水画，但人事活动乃是创作立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景是为人而设，境也缘人而开，景致因有人物活动其中而贴近生活，人物也因有景色相托而更富情致。

明代董其昌将李思训定为北宗之首领，依董其昌的划分标准，在传统绘画的两大体系中，李思训是重规范，讲法度，精刻画，善经营，以精谨见长、妍丽为尚的开派画家，其影响贯穿于整个绘画史，与以董源为首的南宗形成鼎峙局面，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不及以文人为主的南宗那样势大力强，但亦代有传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文人画历经宋元后，由于士人人生理念的日渐消沉，在创作中放弃了庄正与崇高，一味在笔情墨趣和前人影迹中讨生活，最终导致了机体的贫血与结构的散架，在这一形势下，倒是被董其昌贬斥的北宗画家以对创作的专诫与投入，维系着民族传统绘画的原旨与精义，成为文人画创作外的一种重要补充，也是一种重要制衡力量，使之不至于由于过分强调书卷气与拟古化，而沦为没有生命质量的空壳，起码在绘画本体意义及基础技法上是如此。

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二人均无战功可表，李昭道更无将军封号，但人们还是将父子二人统以将军称之，其作品虽然未能流传后世，但从仅存的摹本中亦足以见证社会对其业绩的认可与推重，而在其后的千百年间、工笔设色经典山水画风的延续与发展也无不受益于李家父子的原创之功，仅从这一点看，两人的贡献亦足以与“宣威沙漠”的左相姜恪一起记入大唐的文明史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