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心铭（1865~1938），字景张，号渠生，安徽合肥人。与其弟龚心钊皆为前清进士出身，后投身实业，并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收藏家。

合肥第一大家族

近代合肥有“龚张李段”四大家族之说，其中龚家高居榜首。这后面的三家，分别是张家（清末淮军将领张树声家族）、李家（李鸿章家族）和段家（段祺瑞家族）。合肥龚家，自明末清初的龚鼎孳开始便声名显赫，至今四百余年，名流辈出。

在清朝末年，合肥城里流传着一首民谣：“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这首民谣反映了龚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创立门户，由一贫如洗翻身成为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

龚鼎孳（1616~1673）是合肥龚家七世孙，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乃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另两位是常熟钱谦益和太仓吴伟业。龚鼎孳做过明朝的官，也投降过李自成，后来还做了清朝的六部大臣，“一臣侍三君”，在史书里被列作“贰臣”。但另一方面，他又能保护文人学士，敢于为民请命，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著名的“六尺巷”（让他三尺又何妨）典故便与其有关。

龚家十二世的龚照瑗（1835~1897），字仰蘧，号卫卿，其名、字、号皆取仰慕春秋时归隐不仕的卫国名士蘧瑗之意。他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四月初四，勤奋好学，但热衷于科举，却无奈数次赴考都天意弄人、名落中山，后来只好用财物捐个官来满足心愿，因此后来在官场上受到颇多排挤与轻蔑。但龚照瑗聪明好学、精明稳当，深得同乡李鸿章的器重与提携，后来成为第一代大清驻外使节，曾任驻英、法、意、比公使。1896年，龚照瑗与其侄龚心湛曾在英国诱捕孙中山，轰动一时。1897年，龚照瑗因病去职归国，到上海后仅35天（7月20日）便去世。

龚家自龚照瑗之后，又陆续出了多位名头极响的外交官，如十三世龚心钊（龚照瑗次子）是清末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龚心湛（龚照瑗堂侄）曾驻外使馆八年（后还曾代理民国总理103天）；十六世的龚普生是我国第二位女大使、驻爱尔兰首任大使，其妹龚澎则是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龚澎的丈夫乔冠华也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龚家堪称名副其实的“外交世家”。

一门连科三进士

龚照瑗育有两子：长子龚心铭，次子龚心钊。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龚心铭乃光绪十八年（1892年，27岁）壬辰恩科二甲第92名，堂兄弟龚心鉴乃三甲第136名，龚心钊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4岁）乙未科二甲第49名，合肥龚家两科连出了三个进士，真是何等了得！其中，龚心铭和龚心钊是亲兄弟，都是龚照瑗的儿子，皆少年得志。

龚心铭中进士后，授职翰林（一说曾官江苏道员），后来龚心铭以庶常改职考取商部时，正值奕匡父子操纵权柄，大肆受贿。龚心铭故意送上薄礼一份，结果触怒载振，被弹劾落职。于是，龚心铭从此绝意仕途，开始专注于经商与金石书画之学。龚心铭后与蔡尔康为广学会第一批华人会董，曾兴办铁路、煤炭等实业，任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及汇昌机器制造公司总理，抗战时居北京。

龚心铭书法甚好，主学颜真卿，“书得平原，诚悬神髓。”他受知于翁同龢（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10期：翁同龢，两朝帝师、六世收藏），深得翁的赏识，翁尝叹曰：“入吾室者龚生也”，并向家人交代寄语心铭，自己的墓志铭要“烦其手笔”了。

不仕新朝，不忘故里

龚家不但是官宦世家，而且资本十分雄厚。据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回忆，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现在逍遥津公园的一部分当年就是龚家的花园。

原来，早在1891年龚照瑗升任四川布政使、翌年龚心铭中了进士后，龚家双喜临门，暂时留在合肥的龚心钊就收购了合肥逍遥津（张辽威震逍遥津即此地）一带的土地和水面，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龚家花园“蘧庄”，又把斗鸭池加以整修，按水面形状略似豆叶更名豆叶池，龚心钊则自号豆隐。龚心钊疏浚逍遥津湖时，居然还捞出了宋代的兔毫碗、吉州茶碗，竟完好无损。后来龚照瑗使欧后，龚心钊将逍遥津现成的陆地和水面依近代地图稍加改造，挖了三条沟渠，这样，四块陆地被豆叶池水面包围，俨然如世界五大洲，于是龚家的逍遥津蘧庄大门联云“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1904年春，同治状元陆润庠题书“古逍遥津”和“蘧庄”。

1908年，中国南北运输大动脉津浦铁路动工兴建，龚心铭出任铁路顾问，时任江防营统领的张勋经常在浦口陪同他沿线转悠。宣统初年（1909年），他干脆到汤泉(今江浦境内，靠近安徽)买得一眼五柳泉，傍泉建起别墅，内有游泳池、健身房和屋顶花园等。龚心铭时而在此潜心做学问，时而邀约贤达闻人来此聚会，相互吟咏，还乘兴到琅琊山秋游。龚氏还在镇上置办小型发电机，“装灯百余，为山林荒辟大放光明"，又建有电报房，可随时与外界电讯联系。并出资将珍珠泉、川(疮)塘泉分别砌建为男、女公共浴池，开温泉旅游之先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后仅仅过了30天，合肥光复，庐州军政分府宣告诞生。龚心钊随即从合肥遁往上海。龚氏兄弟选择成为清朝遗老，“不仕新朝，不忘故里”。他们看中了“十里洋场”上海， “念上海中外人才交会地” , 故“来作寓公” ，学习新学，且熟于英语。他们在这里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由于家底很厚，祖上也收藏了很多贵重文物，所以收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古玩界十分有名。只有龚心钊时而回合肥将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

大家必有国之重器

龚家的收藏至少在龚照瑗的上辈就自合肥开始了。但能称得上“玩家”或“收藏鉴赏家”的，还是龚心铭、龚心钊兄弟。龚心铭的斋名为“怀麓斋” ，龚心钊的斋名则是“瞻麓斋”，皆怀瞻前辈之意。他们的收藏把玩从合肥延伸到上海，也从上海延续回合肥。据龚安英回忆，她很早就和文物生活在 一起。小时候回合肥，常和家中的一帮堂兄弟姐妹向逍遥津贴着水面抛碎瓷片做“漂漂游”的游戏。

龚心铭喜爱收藏鉴赏，鉴赏水平也非常高。他在浦口建起“龚氏汤泉别墅”后，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放他最为看重的印子金和商鞅方升。龚心铭把这间屋子题作“周爰秦量之室”，并以此为自己的斋名。

周爰秦量之室

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下卷谓：“ 龚心铭字景张，安徽合肥人，官江苏道员。藏有秦方量一，乃近年关中出土者，…… 定为商鞍所制之量，自著考释甚详。又凤台县八公山所出之金饼，文曰“郢爰”、“重爰”，君所得有十余种。藏三代秦汉印几千纽，编为《 怀麓斋印谱》。 ”不过可惜的是，《 怀麓斋印谱》今已不可见，所以龚心铭收藏的几千纽秦汉古印已不可考。

除了周爰秦量、秦汉古印，龚心铭还收藏有秦玉玺、汉金饼，再有就是历代名人字画贴、名砚御墨、青铜器、瓷器、玉器古玩等；其它还有与美国总统、与爱迪生合影照片、与名人往来信札，但这些后来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又如，吴昌硕曾为心铭、心钊兄弟刻有多方印，如为龚心铭刻“楚锾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为龚心钊所刻“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为长达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吴氏印谱中相当少见，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1925年，即中华民國乙丑年，龚心铭还结集出版了《浦口汤泉小志》(一说出版于1928年，或误)，内有《楚金爱考》、《秦鞅量考》两篇重要考证文章。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出版，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了龚家藏有商鞅方升。

周楚金爰

龚心铭原娶同龄人梁氏，梁氏1885年20岁病故，时龚心铭也不过20岁，于是一年后又续弦， 这回迎娶的是另一大家族“寿州孙”之女，雅号“三姑”，还有个学名叫孙传林，她比龚心铭还大三岁半(合肥民谚“女大三抱金砖”)，她24岁到合肥龚家“填房”时已老大不小。

寿州孙家的“三姑奶奶”出阁的时候，其伯父孙家鼐不仅是光绪皇帝的师傅，还先后出掌工、刑、户、礼、吏诸部，孙家可不愿让合肥的龚家小瞧了，于是随带的嫁妆颇丰， 其中就有寿州出土的印子金“郢爰”等。寿州古称寿春，战国时曾是楚国的都城，地下有不少宝贝，但民间对不断出土的金币往往只作为打首饰陪嫁妆的原料。不过，两位亲家是懂行的，时任江苏候补道和苏松太兵备道监督江南海关事务的龚照瑗叮嘱儿子好好研究这些2000多年前的金币。

龚心铭在《楚金爱考》中云：“铭馆甥寿春，光绪中时往来淮肥间，因获得出土之爰金，内子传林夫人亦出箧中孙太夫人所畀者，相与印证。奏庭、勉臣、阴庭、子刚数君复为搜集，先后共获三十二品， 曰郢、曰专、曰陈，皆属楚铸。厥后复得若颍者，其文益古，为此类所仅见，殆属西周时代，其地后皆隶于楚，然不得以楚金概之，谓之周金爰固无疑义。”龚心铭又释：“余所见印子金有四种，若颍、若郢爰、若陈爰、若专爰，惟专弗详其地。”

孙家鼐就很赏识龚心铭这位贤婿。他在1905年题曰：周楚金爰，景张侄倩，搜罗延访，废几许心力。吾乡时有此金出土，多毁于妇女饰具。景张宝此，既为吉金延命脉，复为吾乡征文献，厥功大矣！光绪乙巳七十九岁老人孙家鼐识于京华。

龚心铭的《楚金爱考》是中国最早一本著录和研究战国时期楚国黄金铸币的书，在中国钱币学史以及战国文字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是国家重量级文物，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它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是秦统一六国后造量器的标准器具，此器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

2300多年前的重器商鞅量是如何进入“合肥龚”的上海龚家的？龚心铭家有一份收藏目录，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一般秘不示人，但其中的一纸购进记录却可以解开这个谜：“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这份“进货单”记得很明白：1903年(癸卯)，大约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龚家用重金从清晖阁买来“秦量”即商鞅量。（一说商鞅方升原为龚心钊购得，后龚心铭以米芾手卷换之，红卫兵后来搜查龚安英家中时，发现兄弟俩所签署互让的交换合约。此说或为谬传）

商鞅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于民间？清晖阁以上是怎样辗转的？清晖阁是古董店的名号还是哪个藏家的斋号，已经无证可查。圆明园中曾有清晖阁，是否有可能是圆明园清晖阁流出之物，也尚待查实。

商鞅量刻有这样两段铭文: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重泉。”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召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龚心铭《浦口汤泉小志》内中的《秦鞅量考》一文，就对商鞅量中的上述两段文字作了精辟的考证，有的见解很独特。例如他认为前段属先秦文字，笔画较细，乙酉的“酉”字有钟鼎笔意；而后段“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文字较肥”。

龚心铭对商鞅方升是非常重视的，轻易不肯示人，拓片也不肯外传，但自家兄弟及亲朋好友则有机会一见。龚家旧藏商鞅方升拓片上最大的印章即是“合肥龚氏金石刻辞”。此外还有翁同騄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章和落款，注明的时间为“光绪乙巳春二月，景张仁兄属”、“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

一年后，即1906年，龚心钊在此拓片上也有一段考证题跋：“嬴秦文字传世者，惟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今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干圃所得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由此可以看出，龚家得到商鞅量后，最多三年就有了鉴赏成果。

后来人们再著录商鞅方升时，基本上就是用了龚心铭写《秦鞅量考》时发表的拓片。1935年，唐蘭先生在《國學季刊上》發表了《商鞅方升與商鞅量尺》，將方升銘文中的「尊」字釋為「寸」，並根據十六寸五分寸一為升，計算出方升的容積是200毫升。（后来商鞅方升收藏於上海博物館後，時任青銅器部主任的馬承源先生測得容積為201毫升，並且也有專文發表。）

不能当个罪人

后来，龚家的产业陷入困境，经常靠抵押换取家里用钱。龚心铭曾将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栈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将至，还不上钱，银行提出你把商鞅方升来做抵押就可以，龚家就可以继续到银行支取银钱，要多少钱给多少。当时龚心铭年事已高，这事情就交给自己的儿媳朱静宜打理。朱静宜就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偿还抵押，这才保住了商鞅方升。朱静宜出身在车袋角朱家，上海第一家纱厂裕源纱厂就是他们家创办的。

龚心铭的儿子叫龚安东，字旭人，戊戌变法那年生于上海，15岁被父亲送往美国，曾入波士顿大学，25岁回沪，做过上海铁路局车务总管。解放后， 他自筹资金开了家百货店，公私合营不久，他从百货商店退休。

龚心铭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龚安东，商鞅方升和印子金是咱的传家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罪人。

日伪时期，日本人要花重金购买商鞅方升，龚安东以父亲把这东西卖给了洋人为由，骗过了日本人。

到了1962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方升，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上海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以十万美金出让这件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等额外优惠，但是他们夫妻俩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词婉拒。前前后后，上博征集组的李鸿业、尚业煌多次到龚家做工作，但结果都一样。

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龚安东的女儿所在工厂的造反派们就到他们家抄寻文物，他们先找到了五十多块印子金，因为没找到商鞅方升，他们就不愿意离去，后来又在龚家前前后后找了28天，仍然不见商鞅方升的影子。期间，造反派还抄了龚安英的家，让她长跪洗衣板。最后，造反派们在朱静宜的侄子家抄出了商鞅方升，遂带着方升扬长而去。龚安东得知消息后，气急交加，心脏病突发，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就与世长辞了，妻子朱静宜不久后也随他而去。

对这件外形毫不起眼、看着像只煤铲一样的东西，造反派也不明所以，就和其他抄家物资胡乱堆放在一起。马承源得知龚家被抄的消息，忧心国宝被毁，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送了面锦旗到查抄龚家的造反派组织，“感谢”他们为国家发现了这件珍贵文物。造反派不得已，只能将商鞅方升和其他被抄文物交给上海博物馆保管。直到“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按照相关规定将代管的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

龚安东的子女们，理熊、理涛、理成、理瑜、理琳兄弟姐妹，意识到自己没有保护商鞅方升的能力，经商议之后，虽然负着违背祖训的沉重十字架，最终还是将商鞅方升、印子金五十二块、符印一百八十七方、铜器三件、甲骨四块、旧锦二十块、字画碑帖十八件、旧经纸七卷、卖田契十一张共计一百九十三件文物作价转让给了上海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