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印度，佛像产生于贵霜，但在洞窟里造像绘画却可远溯到埃及，三千多年前阿布辛贝勒神庙就是在山崖间开凿的，里面有壁画。亚历山大的东征促发了佛教的产生，凿窟造大像技术也随之而来，阿旃陀开佛教石窟之先，又经克孜尔东传，这一条文化之链从遥远的埃及一直播撒到中国。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后，敬神的场所由原先的宫殿、庙宇扩展到了洞窟这一崭新的地方，壁画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出现了外国神祗佛陀，中国的绘画从此新添了“佛教美术”这一门。

中国目前最早的石窟是甘肃的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时，由昙耀主持其事。北魏破北凉，昙耀等人随之迁到平城，开凿了云冈石窟，另一支僧人西去，开凿了敦煌石窟。然而，甘肃的炳灵寺却是有准确的纪年，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踞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这些石窟共同组成了“凉州模式”，以后又影响到全国。中国的石窟从十六国时始，以敦煌、云冈、龙门和麦积山石窟为代表，时间贯穿了魏晋、隋唐、宋元，到明清后衰微。

宋代时石窟还有余绪，大足、安岳、延安、彬县、杭州等地的作品都不失为佳作，此外还有大理国的剑川石宝山和桂林等处的点状分布。然而和魏唐相比，宋代的造像虽然比例准确，然而拘谨呆板，缺少灵动生气。

云冈是“凉州模式”在中原的继续，开始了以帝王皇家出资建窟的先例，体现了“皇帝即佛”的观念，规模之宏大，佛窟之众多，前所未有。在艺术手法上也是兼取众长：巨佛和小佛，佛窟和支提窟，石雕和泥像，建筑、雕刻、浮雕和绘画并列在一起，难以区分。往往在崖间凿了窟后，把洞口装成建筑的檐，还立上巨柱，称“石窟寺”。窟内巨型佛像的背后就是浅刻的浮雕，其间还有凸出的高浮雕。到了清代，又在浮雕上填了重彩，鎏了金，民间称为“五花洞”。

云冈石窟还处于中国佛教洞窟的早期，有西域僧和匠人的参与，在造像的模式上还带有犍陀罗风格，人物粗壮，造型简约，手法稚拙，有北方草原民族的气魄。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龙门石窟早期也承袭了云冈的做法，古阳洞、宾阳洞等窟里的菩萨还有交脚跏坐的姿势，服饰还保持着天竺的袒左斜披袈裟式，还保留着马吐腊密密衣纹的痕迹。每一个洞窟里造像背后的圆光上部，火焰、飞天、龙、化佛、菩萨、忍冬、莲花，各种图形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升腾飞跃，就无异于一幅图形极美、极为复杂的极乐世界浮雕壁画。

宾阳洞的南北两壁有两幅浮雕壁画，一为《孝文帝礼佛图》，一为《文昭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这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而修凿的窟。帝王虽然贵为天子，但在这里他们只是以供养人的身份来礼佛，地位要比佛、菩萨、听闻和护法诸部低。画面中的帝后各率一队，分列龛的南北，穿戴隆重，仪仗威严，在群臣的簇拥下，正在列队参拜。画面人物众多，密集重叠，然而浑然一体，互有照顾。

这两幅壁画中的人物已经没有了犍陀罗风格的厚重，减弱了凸起的高度和立体感，而是以线来造型和分割，上承汉代画像石的减底浅刻风格，然而在人物的结构上更加准确，显然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与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是一致的。

与此同一题材的《帝后礼佛图》在巩县的石窟寺里还有18幅，场面更加壮大，仪从更多，手法也更圆熟。这是宣武帝在凿造了龙门的宾阳洞后，因身染疾病被治愈而发愿建造的。由于宾阳洞的浮雕后来被盗，这些浮雕已成了绝世孤品。

巩县石窟里还有一对飞天，左右对峙，神采飞动，拈花微笑，顾盼有姿，裙裾和披帛的组织疏密有致，其中一幅被收在《中国美术全集》的扉页上，当是中国最美的飞天形象。

同一题材的《礼佛图》在洛阳有出土，人物不是皇帝而是官员，构图显得疏朗，然而在仪仗中却有北魏的马、牛车和器物等造型，为后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