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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晦之丨世家子弟的不世收藏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字惠之，后改为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收藏家。
老子英雄儿好汉
刘晦之是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
刘秉璋，安徽庐江人，与李鸿章是老乡，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选庶吉士，又授翰林院编修，原在京城里当个闲官。同治元年 (1862)， 李鸿章打太平军到上海时，一封奏折到了朝廷，指名道姓要把刘秉璋调到上海，帮他统带淮军（李鸿章与刘秉璋是淮军中仅有的两名进士）。刘秉璋身为文官，却也精通兵法，组建仲军，领兵七营，在与戈登的常胜军协同作战中连连获胜，成为李鸿章的心腹大将。平定浙西后，朝廷赐其“振鲁巴图鲁”（勇士）称号，升侍讲学士（文职），先后出任江苏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江西巡抚、浙江巡抚。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列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大胜仗，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秉璋督蜀8 年，因处理川藏系列“教案”惹西洋各国不满，清政府不得已将他革职，并宣布永不录用。不久，李鸿章也因战败下台。李鸿章视刘秉璋为知己，“同是天涯沦落人”，刘李两家反而走动的更加勤了，后来结为儿女亲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由李氏六弟李昭庆过继而来）先后娶刘秉璋的大女儿、二女儿为妻；刘秉璋的大儿子刘体乾娶李鸿章的亲侄女（李昭庆的四小姐）为妻；李经方的女儿李国华，又嫁给刘家的一个孙子刘济生，如此等等，算下来，两家共通婚姻达七门之多。
大家族讲究门当户对，豪门联姻。刘家除了老大刘体乾娶了李鸿章的侄女外，老二刘体仁则娶了湖广总督张靖达的女儿；老三刘体信（声木）先是娶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女儿为妻，第二位太太是两江总督周馥的女儿；四儿子刘体智（即刘晦之）娶了光绪帝师、大学士孙家鼐的女儿，老五刘元之则娶的是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女儿，与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为连襟。
刘家第二代五兄弟，子承父志，后来也都曾风云过一时。老大刘体乾，在袁世凯当政时官至四川省省长（宣慰使），所谓两代人先后督蜀，一时传为美谈；老二刘体仁是举人，原在京城为官，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遂弃官回家；老三刘体信（声木）成为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他的关于楚辞类的藏书，被郭沫若称为海内第一。五兄弟中最负盛名者，是后来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刘体智（即老四晦之）。
成也挤兑，败也挤兑
李鸿章长期驻节天津，在天津设有家塾，并聘请了卸任的美国领事毕德格为客卿，兼任孙儿们的英语教师。李鸿章念及刘秉璋革职后的生计，遂函召刘家子弟来天津，与李氏子孙共习英语。于是刘秉璋的“小四”即四儿子刘晦之，亦得以入李氏家塾读书，与李氏子侄、门生故吏朝夕谈宴，不拘形迹，这也奠定了刘家在北方政商界的基础。
刘晦之，1879年生，自幼聪慧好读。19岁时（1896年）入京完婚，以父荫任晚清户部郎中，后任大清银行安徽总办；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先后创办了和丰轮船公司、裕新纱厂、杨子面粉厂、永宁保险公司、中和印刷所、恒顺信托公司。
1919年4月在天津开业的中国实业银行，由中国银行前总裁李士伟、北洋政府前财长周学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等发起设立，名为“实业银行”，实际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等业务，并获准发行钞票。银行开业后发展迅速，存款多、钞票流通广。然而，1932年初天津分行管理层冯子衡等贪腐及投资失误，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兑风潮。总行商求实力最强的上海分行拨款解围，此时出任上海分行经理的正是刘晦之，但他拒不理会。最后，总经理龚心湛（大收藏家龚心钊堂兄弟，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06期：龚心钊，最会给藏品做美颜的瞻麓斋主人）亲自跑到上海与刘协商，答应由刘晦之出任总经理，并将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同时由刘指派专人接掌天津分行，如此这般，挤兑风潮始告平息。
不成想，三年过去，又轮到刘晦之亲尝挤兑之苦了。
刘晦之上任甫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整顿，并开创中国人举办“特别有奖储蓄”之先河。储户出于中奖致富的心理，纷纷前来认购。由于争购的人多，还出现了“黄牛”从中投机渔利。当时中实银行在全国各地已有了二十几个分行和办事处，各分支行每天都收入大量现金，每月可调入总行大笔款项，这样一来，不仅银行的危机得以摆脱，而且使流动资金一度达到了4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目，仅次于中国银行，已经超过了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实银行的飞速发展引起中外银行界的妒嫉，认为抢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想方设法对其内外夹攻，企图一举整垮它。
1935年5月30日至6月7日，谁也没有想到，实力雄厚、素有“小三行”之称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会在一周之内全部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爆发。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因各自银行陷入挤兑困境相继被迫辞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白银风潮的牺牲品。经此打击，刘晦之一头钻进了古籍古物收藏之中，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汉奸道路，孙衡甫则遭受政府调查后在抑郁中慢慢老去。这是私营银行的一次集体溃败，这些银行家的经营得失，以及困境之发生，令人慨叹和深思。
“小三行”多名高管在解放后回忆，以及一些学者评论认为：“小三行”发生挤兑困境，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为控制“小三行”，指使“大三行”汇集“小三行”钞票，并突然派人前往兑现而致其陷入困境。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当时的史料支撑这一观点。那么，“小三行”的挤兑风潮究竟缘何发生？也有人认为：高息揽存巨款、巨额不良贷款是“小三行”的致命伤，再加上实业银行投资的大量债券和地产失利，出现巨亏，导致现金流紧张，一旦白银风潮袭来，焉能不陷入挤兑困境？
海上收藏大家
刘晦之是那种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的性格。读书与收藏是刘晦之毕生的爱好，1935年后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而且每一个门类都有过人之处。
他藏书，就立志收全《四库全书》未收之书；收藏甲骨龟片，就务求要得新坑出土，而且广为搜寻，致使在全国总共9 万片甲骨中，他得以占有近三分之一，成为全国私人收藏甲骨龟片之冠；他收藏青铜器，不收则罢，收则四五千器（包括古钱币），辑成《善斋吉金录》图录，厚厚四大函；他收藏古印、古墨和古乐器，也是去粗取精，要最好的东西。现在，除了他的藏画和古墨未及见其目录外，其余皆可从其手编的目录及考证文字上，窥见其规模及用心。
全国最大宗私人收藏甲骨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返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收藏的甲骨全部出让给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现国家图书馆共收藏甲骨35651片，其中刘先生的旧藏占百分之八十。据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青铜器收藏
刘晦之青铜器的收藏，都辑录在《善斋吉金录》，这是他集录铜器和铭文资料的专著，二十八册，成书于民国时期。
刘氏是入民国后收藏吉金最多的人。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予自幼疏嗜金石之学，适郑龙河朔之间古器日出不已，……上起三代，下逮朱明，凡属古物，靡不宝爱。耳目所及既择其可喜者留之，即远至千里之外，亦必多方罗致左右其间，寝馈不厌，卅年藏弃粗有可观矣，……绘其形制，拓其文字，记其度数，次为十录，付之影印。”
此书共收5728器，分为十录。计一、乐器录41器；二、礼器录591器；三、古兵录120器；四、度量衡录55器；五、符牌录65器；六、玺印录1587印；七、泉录，泉布2722品，泉范73种；八、镜录318面；九、梵象录70尊；十、任器录86器。
此书体例：题名下记尺寸，然后绘器形，再后是铭文拓本，不加释文，但间有考证。以收器多为胜，因此也收了不少伪器。但所收精品亦多，特别是收有很多重要的新出土青铜器，如（厂驫）钟、大（上齊下皿）、臣辰卣、遽父已象尊、小臣（辶訁束）簋等等。此书编辑曾得到丹徒鲍鼎的帮助。
《四库全书》之梦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
刘家祖上就有藏书传统，安徽老家有个远碧楼，专门用于藏书，储书四五万卷。刘晦之到上海后继续藏书，书目增至32卷，著录图书2400余部，版本以明版为多，间亦有十数部宋、元珍籍。这些书都分装在500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的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防止在暴晒时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
刘晦之原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庞大计划，他要以一己之力，创制中国第八部《四库全书》。当年乾隆皇帝编的《四库全书》有七部抄本，存放各地，且多“存目”之书而无原书。即便是所收之书，也有很多已被四库馆臣割改，使之符合朝廷的“思想”。而刘晦之则立志把《四库全书》中“存目”之书统统依目收齐，并且将那些被篡改过的部分统统再按原书改过来，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这个计划，无论其规模还是质量要求，都将远远超过乾隆皇帝，很能说明刘氏做事的胆识和气魄。因此他的小校经阁内，常年雇用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秀才，书山书海，忙碌不停。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第八部《四库全书》的宏愿只能是一个梦想。因为房子国家要征用了，图书都捐献给国家了，手里的钞票也越来越少了，有时甚至不得不向老朋友借贷。编书的条件无一存在了，他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已经校对、抄成的抄本运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图书馆时，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也为之惊讶，世界上竟有如此胆识过人之士！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
唐宫乐器重进皇宫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两具唐代的乐器——大小二把忽雷，这是制于公元781年，有文献可考的唐代宫中旧物。它们自唐末天下大乱之时流落民间，而且失散于大江南北，然而流浪了千余年后，竟又奇迹般的双双完好地入住故宫。它们在民间的最后一位主人，即亲手将它们捐献给故宫的，亦是刘晦之先生。
忽雷是一种二弦的琵琶，分大、小两式。清康熙年间，曲阜孔尚任偶然在北京的集市上发现一件古乐器，一眼看出是小忽雷，所谓“龙首凤臆，蒙腹以皮，柱上双弦，吞入龙口，一珠中分。颔下有小忽雷篆书……”
据三十年代知名作家瞿蜕园先生（晚清军机大臣瞿鸿之子）考证，此小忽雷在孔家未呆多久，就转入一个满族人手里，后来又转归华阳卓氏。光绪末年，安徽贵池刘世珩又从卓氏手里收得。后人还从刘石庵的墨迹中分析出，这小忽雷还曾在雍乾年间成亲王的府第中逗留过。
刘世珩收得小忽雷之后，又起收购大忽雷之念。关于大忽雷，元代诗人杨维桢曾在诗中吟咏过，可见在元代即为一珍稀。刘世珩后来四处寻觅大忽雷的踪迹，一日与一琴师闲聊，那琴师竟说，他于30年前在沪市上曾购得一古乐器，项刻“大忽雷”三字！刘氏取来一看，果真“凿龙其首，螳螂其腹，形与小忽雷同”。于是大小忽雷归于一处，刘家的门柱上就有了“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之句。
又过了几十年，贵池刘家家道中落，将此古物转售给了刘晦之。刘晦之将其珍藏在小校经阁楼下的玻璃柜中，对子孙说：“此陈圆圆用过的旧物。”
身后不留一石一木
抗战时期，上海许多著名人物都迁往内地，刘晦之家累太重，人口太多，就躲在小校经阁整理研究他的收藏。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几次找上门来请其“出山”，为日本人主持上海的金融局面，刘晦之绝对不肯干，于是逃到香港躲起来。那年正值他六十大寿，生日寿宴都是在香港办的。
刘家“子”字辈中仅男孩子就有26个，都受过规范的高等教育，少数留学英美，多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后大多从事实业，颇有继承家风的气势。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刘家生意的风水好像就转不动了，公司相继破产，日子一天天难过。
就刘晦之本人来说，也是靠吃老本过日子。到抗战胜利时，已不得不靠变卖他的藏品度日了。为此，经傅斯年介绍，把一批青铜器卖给了中央研究院，现存台湾。1000多件藏画也陆续出售，包括宋代李龙眠的画，元代赵孟頫作品，及清初四王作品，均出以易米，以至于藏画目录也未留下。大量的瓷器亦是同等命运。这大概是字画和瓷器乐于收藏的人多，易于出手的缘故。
到了1951年，他这漂亮的花园也住不下去了，只好出租给上海市西区人民法院做办公地点，后来法院又有高迁，花园就沦为七十二家房客。他本人迁出花园后开始住淮中大楼，再迁永康路175 号，最后也在此去世。
1951年9月，刘晦之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去世之前，已把所有的藏品捐献完毕（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除收藏外，刘晦之长于音韵训诂之学，且工诗文，精考据，旁通蒙古史，主要著述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 《说文类聚》、《尚书传》、《礼记注 疏》、《元史会要》、《辟园史学四种》等，另有数十年间日记凡百册，可惜于十年浩劫中被毁于一旦。1998年一部旧著 《异辞录》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以洗练文辞记述晚清趣闻轶事。
豪门望族，也是收藏世家
刘家是收藏世家：刘秉璋有远碧楼藏书，当年受到郑振铎先生的重视；他的大儿子刘体乾收藏青铜器和古玉，名声不在周湘云之下；他的三儿子刘体信收藏楚辞类古籍，被郭沫若誉为海内第一；他的四儿子刘晦之广收博揽，仅甲骨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如今他的孙子刘耋龄又异军突起，收藏佛像和古代棋具，令收藏界眼前一亮。
刘家后代人丁非常兴旺，共有26个孙子，仅老四刘晦之这一房就生了8 个儿子5 个女儿。孙子辈中又是豪门联姻，有的娶了江南第一大盐商周扶九的曾孙女，有的娶了梅光羲的女儿，有的娶颜料大王奚家的小姐，有的娶烟草大王李家的小姐。杜月笙的徒弟、曾以贩卖鸦片知名的罗宏义，也曾是刘家的孙子辈的亲家（后来离婚）。
刘秉璋有5 个儿子，26个孙子，曾孙辈现已遍及海内外实业界、科技界、教育界、艺术界，多得不可细数。由于这个家族世代都注重读书和藏书的影响，使得后来的刘家子弟，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书卷气，即便是从事实业，做生意，他们的立意和眼界，也往往极具“儒商”的气概，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即是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总裁刘永龄先生。刘永龄从小是在其祖父的新闸路小校经阁里长大的，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往情深。
为了纪念其祖父的爱国精神和治学精神，2000年年初，刘永龄出资100 万元，将其祖父生前编印的《善斋吉金录》厚厚四大函，重新加以影印出版，并分赠给国内外的各大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这部著作是其祖父生前收藏青铜器的图录汇编，凡有铭文的又附以铭文拓片及他本人的考证心得，其中收录了6000余器，历来被誉为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的必读参考书。
为纪念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胜利，刘永龄又捐献100 万元，建造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纪念碑碑文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现已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刘永龄在他的好朋友杨振宁博士的建议之下，还向国内科技界、教育界挥洒了一番“大手笔”———在全国率先以一己之力，以大科学家的名义，在科技界、教育界设立了一系列的奖项如“吴健雄物理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
小楼昨夜又东风
上海静安新闸路陕西北路口附近，有一处十分僻静的院落，院分里外两进，迎大门有四棵高大的广玉兰，那广玉兰棵棵长得枝粗叶大，青翠欲滴，蔽遮了院内一半的光影。到夏天，浓阴就越过了墙头，伸到了街上，远远望去，非常气派。这是当年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花园里移植过来的，那时李经方从北站附近的安庆路移居沪西，花园里的树木和假山都送给了这儿的主人。几十年后，假山被搬往静安公园造景，剩下四棵广玉兰竟挺拔至今。
穿过前院的林木和草坪折向院东，原先有一道由太湖石垒成的假山屏障，假山后面是竹篱笆，篱笆外是另一处花园洋房，那是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先生的家。假山下有金鱼池。从假山折向西，可见一道镶嵌着漏窗的花墙，花墙中部，小巧地绾着一座月洞式门，门内又是一片花圃，西部尽头有绿色的雨廊。
雨廊南北两头，各有一幢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北侧的那幢方方正正，是一幢四层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正门有立柱和雕花，楼上宽大的阳台上，摆满了各式盆景；南侧的一幢，却是准中国风格的八角小楼，现在虽然屋顶上的吉祥小动物装饰和琉璃瓦已不复存在，而绕楼四周的围栏和石级却依稀可辨。
这家花园的主人就是刘晦之，他与家人原先都住在这花园北侧的那幢四层大楼里，而南侧那幢二层八个角的小楼，就是我国近代收藏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藏宝重地———小校经阁， “小校经阁”也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
参考资料
李银芬《刘晦之，银行家中的收藏家》
贾双喜《刘体智和他的甲骨旧藏》
李培栋《刘体智小校经阁藏宝追踪》
刘诗平《白银风潮与“小三行”》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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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晦之丨世家子弟的不世收藏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字惠之，后改为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收藏家。
老子英雄儿好汉
刘晦之是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
刘秉璋，安徽庐江人，与李鸿章是老乡，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选庶吉士，又授翰林院编修，原在京城里当个闲官。同治元年 (1862)， 李鸿章打太平军到上海时，一封奏折到了朝廷，指名道姓要把刘秉璋调到上海，帮他统带淮军（李鸿章与刘秉璋是淮军中仅有的两名进士）。刘秉璋身为文官，却也精通兵法，组建仲军，领兵七营，在与戈登的常胜军协同作战中连连获胜，成为李鸿章的心腹大将。平定浙西后，朝廷赐其“振鲁巴图鲁”（勇士）称号，升侍讲学士（文职），先后出任江苏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江西巡抚、浙江巡抚。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列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大胜仗，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秉璋督蜀8 年，因处理川藏系列“教案”惹西洋各国不满，清政府不得已将他革职，并宣布永不录用。不久，李鸿章也因战败下台。李鸿章视刘秉璋为知己，“同是天涯沦落人”，刘李两家反而走动的更加勤了，后来结为儿女亲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由李氏六弟李昭庆过继而来）先后娶刘秉璋的大女儿、二女儿为妻；刘秉璋的大儿子刘体乾娶李鸿章的亲侄女（李昭庆的四小姐）为妻；李经方的女儿李国华，又嫁给刘家的一个孙子刘济生，如此等等，算下来，两家共通婚姻达七门之多。
大家族讲究门当户对，豪门联姻。刘家除了老大刘体乾娶了李鸿章的侄女外，老二刘体仁则娶了湖广总督张靖达的女儿；老三刘体信（声木）先是娶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女儿为妻，第二位太太是两江总督周馥的女儿；四儿子刘体智（即刘晦之）娶了光绪帝师、大学士孙家鼐的女儿，老五刘元之则娶的是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女儿，与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为连襟。
刘家第二代五兄弟，子承父志，后来也都曾风云过一时。老大刘体乾，在袁世凯当政时官至四川省省长（宣慰使），所谓两代人先后督蜀，一时传为美谈；老二刘体仁是举人，原在京城为官，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遂弃官回家；老三刘体信（声木）成为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他的关于楚辞类的藏书，被郭沫若称为海内第一。五兄弟中最负盛名者，是后来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刘体智（即老四晦之）。
成也挤兑，败也挤兑
李鸿章长期驻节天津，在天津设有家塾，并聘请了卸任的美国领事毕德格为客卿，兼任孙儿们的英语教师。李鸿章念及刘秉璋革职后的生计，遂函召刘家子弟来天津，与李氏子孙共习英语。于是刘秉璋的“小四”即四儿子刘晦之，亦得以入李氏家塾读书，与李氏子侄、门生故吏朝夕谈宴，不拘形迹，这也奠定了刘家在北方政商界的基础。
刘晦之，1879年生，自幼聪慧好读。19岁时（1896年）入京完婚，以父荫任晚清户部郎中，后任大清银行安徽总办；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先后创办了和丰轮船公司、裕新纱厂、杨子面粉厂、永宁保险公司、中和印刷所、恒顺信托公司。
1919年4月在天津开业的中国实业银行，由中国银行前总裁李士伟、北洋政府前财长周学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等发起设立，名为“实业银行”，实际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等业务，并获准发行钞票。银行开业后发展迅速，存款多、钞票流通广。然而，1932年初天津分行管理层冯子衡等贪腐及投资失误，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兑风潮。总行商求实力最强的上海分行拨款解围，此时出任上海分行经理的正是刘晦之，但他拒不理会。最后，总经理龚心湛（大收藏家龚心钊堂兄弟，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06期：龚心钊，最会给藏品做美颜的瞻麓斋主人）亲自跑到上海与刘协商，答应由刘晦之出任总经理，并将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同时由刘指派专人接掌天津分行，如此这般，挤兑风潮始告平息。
不成想，三年过去，又轮到刘晦之亲尝挤兑之苦了。
刘晦之上任甫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整顿，并开创中国人举办“特别有奖储蓄”之先河。储户出于中奖致富的心理，纷纷前来认购。由于争购的人多，还出现了“黄牛”从中投机渔利。当时中实银行在全国各地已有了二十几个分行和办事处，各分支行每天都收入大量现金，每月可调入总行大笔款项，这样一来，不仅银行的危机得以摆脱，而且使流动资金一度达到了4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目，仅次于中国银行，已经超过了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实银行的飞速发展引起中外银行界的妒嫉，认为抢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想方设法对其内外夹攻，企图一举整垮它。
1935年5月30日至6月7日，谁也没有想到，实力雄厚、素有“小三行”之称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会在一周之内全部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爆发。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因各自银行陷入挤兑困境相继被迫辞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白银风潮的牺牲品。经此打击，刘晦之一头钻进了古籍古物收藏之中，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汉奸道路，孙衡甫则遭受政府调查后在抑郁中慢慢老去。这是私营银行的一次集体溃败，这些银行家的经营得失，以及困境之发生，令人慨叹和深思。
“小三行”多名高管在解放后回忆，以及一些学者评论认为：“小三行”发生挤兑困境，是宋子文、孔祥熙等为控制“小三行”，指使“大三行”汇集“小三行”钞票，并突然派人前往兑现而致其陷入困境。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当时的史料支撑这一观点。那么，“小三行”的挤兑风潮究竟缘何发生？也有人认为：高息揽存巨款、巨额不良贷款是“小三行”的致命伤，再加上实业银行投资的大量债券和地产失利，出现巨亏，导致现金流紧张，一旦白银风潮袭来，焉能不陷入挤兑困境？
海上收藏大家
刘晦之是那种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的性格。读书与收藏是刘晦之毕生的爱好，1935年后更加全力以赴地投入，而且每一个门类都有过人之处。
他藏书，就立志收全《四库全书》未收之书；收藏甲骨龟片，就务求要得新坑出土，而且广为搜寻，致使在全国总共9 万片甲骨中，他得以占有近三分之一，成为全国私人收藏甲骨龟片之冠；他收藏青铜器，不收则罢，收则四五千器（包括古钱币），辑成《善斋吉金录》图录，厚厚四大函；他收藏古印、古墨和古乐器，也是去粗取精，要最好的东西。现在，除了他的藏画和古墨未及见其目录外，其余皆可从其手编的目录及考证文字上，窥见其规模及用心。
全国最大宗私人收藏甲骨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返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收藏的甲骨全部出让给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现国家图书馆共收藏甲骨35651片，其中刘先生的旧藏占百分之八十。据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青铜器收藏
刘晦之青铜器的收藏，都辑录在《善斋吉金录》，这是他集录铜器和铭文资料的专著，二十八册，成书于民国时期。
刘氏是入民国后收藏吉金最多的人。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予自幼疏嗜金石之学，适郑龙河朔之间古器日出不已，……上起三代，下逮朱明，凡属古物，靡不宝爱。耳目所及既择其可喜者留之，即远至千里之外，亦必多方罗致左右其间，寝馈不厌，卅年藏弃粗有可观矣，……绘其形制，拓其文字，记其度数，次为十录，付之影印。”
此书共收5728器，分为十录。计一、乐器录41器；二、礼器录591器；三、古兵录120器；四、度量衡录55器；五、符牌录65器；六、玺印录1587印；七、泉录，泉布2722品，泉范73种；八、镜录318面；九、梵象录70尊；十、任器录86器。
此书体例：题名下记尺寸，然后绘器形，再后是铭文拓本，不加释文，但间有考证。以收器多为胜，因此也收了不少伪器。但所收精品亦多，特别是收有很多重要的新出土青铜器，如（厂驫）钟、大（上齊下皿）、臣辰卣、遽父已象尊、小臣（辶訁束）簋等等。此书编辑曾得到丹徒鲍鼎的帮助。
《四库全书》之梦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
刘家祖上就有藏书传统，安徽老家有个远碧楼，专门用于藏书，储书四五万卷。刘晦之到上海后继续藏书，书目增至32卷，著录图书2400余部，版本以明版为多，间亦有十数部宋、元珍籍。这些书都分装在500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的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防止在暴晒时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
刘晦之原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庞大计划，他要以一己之力，创制中国第八部《四库全书》。当年乾隆皇帝编的《四库全书》有七部抄本，存放各地，且多“存目”之书而无原书。即便是所收之书，也有很多已被四库馆臣割改，使之符合朝廷的“思想”。而刘晦之则立志把《四库全书》中“存目”之书统统依目收齐，并且将那些被篡改过的部分统统再按原书改过来，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这个计划，无论其规模还是质量要求，都将远远超过乾隆皇帝，很能说明刘氏做事的胆识和气魄。因此他的小校经阁内，常年雇用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秀才，书山书海，忙碌不停。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第八部《四库全书》的宏愿只能是一个梦想。因为房子国家要征用了，图书都捐献给国家了，手里的钞票也越来越少了，有时甚至不得不向老朋友借贷。编书的条件无一存在了，他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已经校对、抄成的抄本运到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图书馆时，著名学者顾廷龙先生也为之惊讶，世界上竟有如此胆识过人之士！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
唐宫乐器重进皇宫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两具唐代的乐器——大小二把忽雷，这是制于公元781年，有文献可考的唐代宫中旧物。它们自唐末天下大乱之时流落民间，而且失散于大江南北，然而流浪了千余年后，竟又奇迹般的双双完好地入住故宫。它们在民间的最后一位主人，即亲手将它们捐献给故宫的，亦是刘晦之先生。
忽雷是一种二弦的琵琶，分大、小两式。清康熙年间，曲阜孔尚任偶然在北京的集市上发现一件古乐器，一眼看出是小忽雷，所谓“龙首凤臆，蒙腹以皮，柱上双弦，吞入龙口，一珠中分。颔下有小忽雷篆书……”
据三十年代知名作家瞿蜕园先生（晚清军机大臣瞿鸿之子）考证，此小忽雷在孔家未呆多久，就转入一个满族人手里，后来又转归华阳卓氏。光绪末年，安徽贵池刘世珩又从卓氏手里收得。后人还从刘石庵的墨迹中分析出，这小忽雷还曾在雍乾年间成亲王的府第中逗留过。
刘世珩收得小忽雷之后，又起收购大忽雷之念。关于大忽雷，元代诗人杨维桢曾在诗中吟咏过，可见在元代即为一珍稀。刘世珩后来四处寻觅大忽雷的踪迹，一日与一琴师闲聊，那琴师竟说，他于30年前在沪市上曾购得一古乐器，项刻“大忽雷”三字！刘氏取来一看，果真“凿龙其首，螳螂其腹，形与小忽雷同”。于是大小忽雷归于一处，刘家的门柱上就有了“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之句。
又过了几十年，贵池刘家家道中落，将此古物转售给了刘晦之。刘晦之将其珍藏在小校经阁楼下的玻璃柜中，对子孙说：“此陈圆圆用过的旧物。”
身后不留一石一木
抗战时期，上海许多著名人物都迁往内地，刘晦之家累太重，人口太多，就躲在小校经阁整理研究他的收藏。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几次找上门来请其“出山”，为日本人主持上海的金融局面，刘晦之绝对不肯干，于是逃到香港躲起来。那年正值他六十大寿，生日寿宴都是在香港办的。
刘家“子”字辈中仅男孩子就有26个，都受过规范的高等教育，少数留学英美，多数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后大多从事实业，颇有继承家风的气势。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刘家生意的风水好像就转不动了，公司相继破产，日子一天天难过。
就刘晦之本人来说，也是靠吃老本过日子。到抗战胜利时，已不得不靠变卖他的藏品度日了。为此，经傅斯年介绍，把一批青铜器卖给了中央研究院，现存台湾。1000多件藏画也陆续出售，包括宋代李龙眠的画，元代赵孟頫作品，及清初四王作品，均出以易米，以至于藏画目录也未留下。大量的瓷器亦是同等命运。这大概是字画和瓷器乐于收藏的人多，易于出手的缘故。
到了1951年，他这漂亮的花园也住不下去了，只好出租给上海市西区人民法院做办公地点，后来法院又有高迁，花园就沦为七十二家房客。他本人迁出花园后开始住淮中大楼，再迁永康路175 号，最后也在此去世。
1951年9月，刘晦之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去世之前，已把所有的藏品捐献完毕（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除收藏外，刘晦之长于音韵训诂之学，且工诗文，精考据，旁通蒙古史，主要著述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 《说文类聚》、《尚书传》、《礼记注 疏》、《元史会要》、《辟园史学四种》等，另有数十年间日记凡百册，可惜于十年浩劫中被毁于一旦。1998年一部旧著 《异辞录》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以洗练文辞记述晚清趣闻轶事。
豪门望族，也是收藏世家
刘家是收藏世家：刘秉璋有远碧楼藏书，当年受到郑振铎先生的重视；他的大儿子刘体乾收藏青铜器和古玉，名声不在周湘云之下；他的三儿子刘体信收藏楚辞类古籍，被郭沫若誉为海内第一；他的四儿子刘晦之广收博揽，仅甲骨就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如今他的孙子刘耋龄又异军突起，收藏佛像和古代棋具，令收藏界眼前一亮。
刘家后代人丁非常兴旺，共有26个孙子，仅老四刘晦之这一房就生了8 个儿子5 个女儿。孙子辈中又是豪门联姻，有的娶了江南第一大盐商周扶九的曾孙女，有的娶了梅光羲的女儿，有的娶颜料大王奚家的小姐，有的娶烟草大王李家的小姐。杜月笙的徒弟、曾以贩卖鸦片知名的罗宏义，也曾是刘家的孙子辈的亲家（后来离婚）。
刘秉璋有5 个儿子，26个孙子，曾孙辈现已遍及海内外实业界、科技界、教育界、艺术界，多得不可细数。由于这个家族世代都注重读书和藏书的影响，使得后来的刘家子弟，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书卷气，即便是从事实业，做生意，他们的立意和眼界，也往往极具“儒商”的气概，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即是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总裁刘永龄先生。刘永龄从小是在其祖父的新闸路小校经阁里长大的，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往情深。
为了纪念其祖父的爱国精神和治学精神，2000年年初，刘永龄出资100 万元，将其祖父生前编印的《善斋吉金录》厚厚四大函，重新加以影印出版，并分赠给国内外的各大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图书馆，以及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这部著作是其祖父生前收藏青铜器的图录汇编，凡有铭文的又附以铭文拓片及他本人的考证心得，其中收录了6000余器，历来被誉为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的必读参考书。
为纪念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胜利，刘永龄又捐献100 万元，建造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纪念碑碑文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现已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刘永龄在他的好朋友杨振宁博士的建议之下，还向国内科技界、教育界挥洒了一番“大手笔”———在全国率先以一己之力，以大科学家的名义，在科技界、教育界设立了一系列的奖项如“吴健雄物理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
小楼昨夜又东风
上海静安新闸路陕西北路口附近，有一处十分僻静的院落，院分里外两进，迎大门有四棵高大的广玉兰，那广玉兰棵棵长得枝粗叶大，青翠欲滴，蔽遮了院内一半的光影。到夏天，浓阴就越过了墙头，伸到了街上，远远望去，非常气派。这是当年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花园里移植过来的，那时李经方从北站附近的安庆路移居沪西，花园里的树木和假山都送给了这儿的主人。几十年后，假山被搬往静安公园造景，剩下四棵广玉兰竟挺拔至今。
穿过前院的林木和草坪折向院东，原先有一道由太湖石垒成的假山屏障，假山后面是竹篱笆，篱笆外是另一处花园洋房，那是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先生的家。假山下有金鱼池。从假山折向西，可见一道镶嵌着漏窗的花墙，花墙中部，小巧地绾着一座月洞式门，门内又是一片花圃，西部尽头有绿色的雨廊。
雨廊南北两头，各有一幢风格截然不同的建筑。北侧的那幢方方正正，是一幢四层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正门有立柱和雕花，楼上宽大的阳台上，摆满了各式盆景；南侧的一幢，却是准中国风格的八角小楼，现在虽然屋顶上的吉祥小动物装饰和琉璃瓦已不复存在，而绕楼四周的围栏和石级却依稀可辨。
这家花园的主人就是刘晦之，他与家人原先都住在这花园北侧的那幢四层大楼里，而南侧那幢二层八个角的小楼，就是我国近代收藏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藏宝重地———小校经阁， “小校经阁”也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
参考资料
李银芬《刘晦之，银行家中的收藏家》
贾双喜《刘体智和他的甲骨旧藏》
李培栋《刘体智小校经阁藏宝追踪》
刘诗平《白银风潮与“小三行”》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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