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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袁立章：古籍何以“照”今人？
古籍是保存历史记忆、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在很多人印象里，古籍保护是相关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社等机构的工作。实际上，民间藏书家也是推动古籍保护传承的重要群体。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的海量古籍，有不少来自民间藏家的捐赠。
近日，本报记者随民盟盟员、知名藏书家袁立章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听他分享自己在浩瀚书海中“寻宝”的故事。谈及古籍保护与传承，袁立章认为，不应让古籍成为静静躺在书库或展柜中的文物，应充分挖掘古籍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今所用，其关键则是要找到前人经验与现代生活的“强关联”，探索更丰富多元的触达方式，让古籍中的“营养”继续滋养今人。
为何把珍藏捐给国家版本馆？
1月上旬，民盟北京市委会部分盟员赴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参观学习，在一个展示社会各界捐赠古籍善本等珍贵版本的展厅，参观者们惊讶地发现，同行者中的一员——盟员袁立章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展板墙上，下方展柜里是他向国家版本馆捐赠的满文版《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清嘉庆武英殿刻本）。
此番展示的是两页复制件，实物是共300卷的“大部头”。这部记录清代皇帝乾隆言行的“皇家档案”于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卒年）编修，历时8年，分40类。“相当于把乾隆一辈子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40个方面治国理政的言论记载下来，供后世帝王参考借鉴。”袁立章介绍说，“这部古籍对于研究乾隆执政60年那段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袁立章于2014年购入这部古籍，他心知珍本难得，“这么全的满文本，别人很难找出来”。那为何又将辛苦寻到的“宝贝”捐出？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我不懂满文，没法很好地研究、整理或转化其内容，收藏了也是糟蹋。国家版本馆是收藏、研究、推广传统文化的重要机构，此前没有这个版本的‘圣训’入藏，既然我有全套，那就捐给版本馆，方便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利用好这部古籍。”
“它跟现代人生活是有关联的”
在向国家馆版本馆捐赠“圣训”的同时，2023年11月，在袁立章的动议下，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藏书家翁连溪担任总顾问，袁立章和藏书家刘清担任总编辑的《私藏百部经典文库》编委会成立。随即向藏书家广发“英雄帖”，甄选国内现存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100部个人藏品，汇入文库出版。
“该文库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已经确定，是明代名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这部‘教科书’图文并茂，旨在教育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如何成长为一个有为青年，继而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袁立章介绍道，《帝鉴图说》由40多个历代帝王小故事组成，上半部是“其善为可法者”的正面事迹，下半部是“恶可为戒者”的反面案例。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编委会认为该书放到今天仍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它不仅是教人怎么当皇帝，更多的是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应如何树立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在得与失之间应该怎么做选择等。”
“该文库的选书标准主要就是两条，一是其内容值得传承，二是能够活化使用，我们希望它跟现代人的生活是有关联的。”袁立章说，“古籍中有很多内容可以滋养今人。有些关乎人，如饮食养生；有些关乎物，如家装陈设。书法家米芾拜石，古人不认为这是玩物丧志，而是以物养气，通过品鉴奇石来寻找一种精神寄托。这些从传统文化中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旨趣，都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值得传承的财富。”
“拍场火拼”让师兄“多花了一百万”
知名民间藏书家韦力在讲述自己藏书之旅的《失书记·得书记》一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介绍“师弟”袁立章——韦、袁都曾拜古籍收藏与研究专家杨成凯（1941—2015）为师，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二人只闻对方之名，未曾谋面。
在这篇题为“因为师弟，多掏了近一百万”的章节文章里，韦力回忆2009年二人在拍卖场“竞价争书”的往事：“这位袁先生，从不顾同门之谊。近几年，时常跟我在拍场上火拼，搞得我很不开心。我觉得今天不应当让这位师弟，总应当教训他一下。但我知道翁兄心软（翁连溪，韦力常请其帮忙到拍场举牌），近几年帮我举牌，有好几部重要的书，都被他让给了别人。于是我跟翁兄说，今天不管是谁，一律不能让。”结果这次袁立章又频频举牌，韦力最后花了一百三十四万元才将估价几十万元的《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拍下。“……白白多掏了近一百万元。我对这位师弟的痛恨之情，可想而知。”
被问及这段往事，袁立章有些感慨，“收藏家第一靠眼力，怎么才叫眼力好呢？就是以比较小的代价买下好东西，所以我们一般不对外透露自己花了多少钱购入古籍。不过，我们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样，还能时不时在农村赶集发现宝贝。现在真正的好东西百分之八九十都在拍卖会，拍场上都是懂行的人，基本不太可能有捡漏的机会……”
如何借助新媒体助古籍“破圈”？
袁立章不仅是藏书界的“寻宝者”，也是一名资深影视人。从电视剧《三国》（高希希导演版）、《后宫·甄嬛传》，到演员陈建斌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再到张译、王俊凯主演的悬疑题材网剧《重生之门》，其背后都有他参与出品或策划的身影。另外，他的影视公司还是鲍国安、陈宝国、张丰毅、陈建斌、宋春丽等知名“戏骨”的经纪代理。
袁立章深谙影视媒介的传播威力，他认为古籍保护与传承可以由此借鉴思路。去年10月，他赴江苏昆山参加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与韦力、翁连溪等藏书家探讨“古籍保护”的新路径。袁立章建议，进一步探讨如何运用新媒体形式、从视频化的角度呈现古籍文化，增强场景感、故事感，助古籍“破圈”。
“我做过媒体，拍过影视剧，平时也玩社交媒体。古籍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新媒体创新转化，‘抵达’更多年轻人，以更新鲜的形式让大家看到。”袁立章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古籍是好玩的、有用的，用它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
《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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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袁立章：古籍何以“照”今人？
古籍是保存历史记忆、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在很多人印象里，古籍保护是相关博物馆、图书馆、出版社等机构的工作。实际上，民间藏书家也是推动古籍保护传承的重要群体。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的海量古籍，有不少来自民间藏家的捐赠。
近日，本报记者随民盟盟员、知名藏书家袁立章走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听他分享自己在浩瀚书海中“寻宝”的故事。谈及古籍保护与传承，袁立章认为，不应让古籍成为静静躺在书库或展柜中的文物，应充分挖掘古籍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今所用，其关键则是要找到前人经验与现代生活的“强关联”，探索更丰富多元的触达方式，让古籍中的“营养”继续滋养今人。
为何把珍藏捐给国家版本馆？
1月上旬，民盟北京市委会部分盟员赴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参观学习，在一个展示社会各界捐赠古籍善本等珍贵版本的展厅，参观者们惊讶地发现，同行者中的一员——盟员袁立章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展板墙上，下方展柜里是他向国家版本馆捐赠的满文版《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清嘉庆武英殿刻本）。
此番展示的是两页复制件，实物是共300卷的“大部头”。这部记录清代皇帝乾隆言行的“皇家档案”于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卒年）编修，历时8年，分40类。“相当于把乾隆一辈子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40个方面治国理政的言论记载下来，供后世帝王参考借鉴。”袁立章介绍说，“这部古籍对于研究乾隆执政60年那段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袁立章于2014年购入这部古籍，他心知珍本难得，“这么全的满文本，别人很难找出来”。那为何又将辛苦寻到的“宝贝”捐出？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我不懂满文，没法很好地研究、整理或转化其内容，收藏了也是糟蹋。国家版本馆是收藏、研究、推广传统文化的重要机构，此前没有这个版本的‘圣训’入藏，既然我有全套，那就捐给版本馆，方便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利用好这部古籍。”
“它跟现代人生活是有关联的”
在向国家馆版本馆捐赠“圣训”的同时，2023年11月，在袁立章的动议下，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藏书家翁连溪担任总顾问，袁立章和藏书家刘清担任总编辑的《私藏百部经典文库》编委会成立。随即向藏书家广发“英雄帖”，甄选国内现存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100部个人藏品，汇入文库出版。
“该文库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已经确定，是明代名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这部‘教科书’图文并茂，旨在教育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如何成长为一个有为青年，继而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袁立章介绍道，《帝鉴图说》由40多个历代帝王小故事组成，上半部是“其善为可法者”的正面事迹，下半部是“恶可为戒者”的反面案例。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编委会认为该书放到今天仍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它不仅是教人怎么当皇帝，更多的是讲述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应如何树立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在得与失之间应该怎么做选择等。”
“该文库的选书标准主要就是两条，一是其内容值得传承，二是能够活化使用，我们希望它跟现代人的生活是有关联的。”袁立章说，“古籍中有很多内容可以滋养今人。有些关乎人，如饮食养生；有些关乎物，如家装陈设。书法家米芾拜石，古人不认为这是玩物丧志，而是以物养气，通过品鉴奇石来寻找一种精神寄托。这些从传统文化中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旨趣，都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值得传承的财富。”
“拍场火拼”让师兄“多花了一百万”
知名民间藏书家韦力在讲述自己藏书之旅的《失书记·得书记》一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介绍“师弟”袁立章——韦、袁都曾拜古籍收藏与研究专家杨成凯（1941—2015）为师，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二人只闻对方之名，未曾谋面。
在这篇题为“因为师弟，多掏了近一百万”的章节文章里，韦力回忆2009年二人在拍卖场“竞价争书”的往事：“这位袁先生，从不顾同门之谊。近几年，时常跟我在拍场上火拼，搞得我很不开心。我觉得今天不应当让这位师弟，总应当教训他一下。但我知道翁兄心软（翁连溪，韦力常请其帮忙到拍场举牌），近几年帮我举牌，有好几部重要的书，都被他让给了别人。于是我跟翁兄说，今天不管是谁，一律不能让。”结果这次袁立章又频频举牌，韦力最后花了一百三十四万元才将估价几十万元的《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拍下。“……白白多掏了近一百万元。我对这位师弟的痛恨之情，可想而知。”
被问及这段往事，袁立章有些感慨，“收藏家第一靠眼力，怎么才叫眼力好呢？就是以比较小的代价买下好东西，所以我们一般不对外透露自己花了多少钱购入古籍。不过，我们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样，还能时不时在农村赶集发现宝贝。现在真正的好东西百分之八九十都在拍卖会，拍场上都是懂行的人，基本不太可能有捡漏的机会……”
如何借助新媒体助古籍“破圈”？
袁立章不仅是藏书界的“寻宝者”，也是一名资深影视人。从电视剧《三国》（高希希导演版）、《后宫·甄嬛传》，到演员陈建斌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再到张译、王俊凯主演的悬疑题材网剧《重生之门》，其背后都有他参与出品或策划的身影。另外，他的影视公司还是鲍国安、陈宝国、张丰毅、陈建斌、宋春丽等知名“戏骨”的经纪代理。
袁立章深谙影视媒介的传播威力，他认为古籍保护与传承可以由此借鉴思路。去年10月，他赴江苏昆山参加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与韦力、翁连溪等藏书家探讨“古籍保护”的新路径。袁立章建议，进一步探讨如何运用新媒体形式、从视频化的角度呈现古籍文化，增强场景感、故事感，助古籍“破圈”。
“我做过媒体，拍过影视剧，平时也玩社交媒体。古籍里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新媒体创新转化，‘抵达’更多年轻人，以更新鲜的形式让大家看到。”袁立章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古籍是好玩的、有用的，用它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
《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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