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韩晓雪

不久前，一场《繁花》落下帷幕，王家卫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与叙事方法，为观者呈现了精彩的女性群像。剧中的女性各自光芒四射，展现了女性角色独立而坚韧的生命力，让观者感受到女性觉醒的力量。正如女性主义者玛丽莲·芭芭拉曾说，“女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在时代的巨变里，我们常常能看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以自身力量推动时代巨轮的前行。正如在世界艺术史中，以不同观看视角展示对世界独特理解的女性艺术家们，她们的思想与情感，在色彩与画笔的碰撞下，迸发出不同以往的艺术魅力。

2024年3月8日，恰逢第114个国际妇女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携手安徽博物院、北京画院，在充分挖掘各馆馆藏资源的基础上共同策划举办“有窗户的画室——潘玉良、周思聪、肖惠祥艺术作品展”。展览将潘玉良、周思聪、肖惠祥三位处于不同时空的女艺术家并置与串联，展现百年间中国女性的成长历程与社会演变。

潘玉良：“个人”发现与自画像

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女性力量常常让人震撼与动容，潘玉良是20世纪前期的女艺术家，她在走出国门学习西方艺术的潮流中，是同时期艺术家中的成功者，却因为复杂传奇的人生经历始终避不开众人的议论。但在她的绘画世界里，屏蔽了所有人的讨论，真诚热烈地表达着自己的热爱。

传统绘画中的女性形象通常是以男性审美标准出发，女性在绘画中大多是处于“被看”的不平等地位。潘玉良在绘画中打破这一定律，真实地刻画女性形象，尝试表现出她们真实的精神面貌。她第一幅公开展出的作品就是以自己为模特儿创作的一幅裸体自画像，此后自画像题材就构成了她艺术作品的主体。

在她1940年创作的《自画像》中，潘玉良身穿黑色旗袍静静地坐在一个绘有彩色的花朵的花瓶旁边，在浅黄色的背景映衬下，端庄，安静，散发出富有才华、带有东方神秘意味的典雅气息，这一形象符合大众对于传统东方女性的认知，此时潘玉良的自画像表现的还是他人眼中的“潘玉良”。

在1949年创作的《自画像》版画中，她的头发干净利落地别在脑后，眉毛上挑，眼睛拉成一条直线，嘴唇紧紧抿着，面无表情，用锐利的眼神直视画外，带有强烈的审视感，这一大胆甚至有些挑衅的眼神似乎是对那些议论者的诘问。从他画到自画，从被看到主观表现，这种创作中的变化，不仅是某种绘画题材的表现，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认识自我、确立自我、书写自我身份的观念转变。

潘玉良凭借自己的生命激情创立艺术风格，生存体验成为她艺术创造的特殊动力。她传统包袱较少，画里没有故作高深的形式招式，只是直白地“宣泄”着她对自我生命的叹息和独自承担的坦然，也因此得以“轻装上阵”地接近当时欧洲画坛印象主义与后印象主义艺术潮流，并且展现出一种开朗、自然且有真切生活气息的格调。从潘玉良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她十分强调环境对光线的影响，常常借助光感的效果合理营造艺术氛围，女性特有的感官视角与不同的色彩处理方式使得潘玉良跳出当下，一改同期留学画家作品的“酱油色”，表现出浓郁饱和、鲜丽柔和的面貌。

徐悲鸿曾说：“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夫无得，而得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潘玉良的艺术成就和她的传奇生命故事融为一体，媒体一般更多关注她的生活而不是她的艺术，但她在现代美术史上地位的确立过程，象征着女性和女艺术家为了获得话语权而奋斗的历史。

周思聪：绚烂绽放，归于平淡

20世纪是中国传统绘画语言与观念发生巨变的时代，周思聪作为20世纪中后期的著名女艺术家，是伴随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画家，从她的作品中几乎可以一观新中国以来直到当代语境之下，中国水墨的变化历程。虽然处于大变局的时代，周思聪却并未被时代所裹挟，始终在创作中探索着自我的表达方式。作为女性，她的声音在时代合唱中显得独特而清亮，她不仅和同时代男性画家一样成功处理宏大的主旋律作品，更使这些作品带着一位女性画家的敏锐而温柔的回声显得特殊，这份觉醒于时代背景之中的自我意识难能可贵。

纵观周思聪的艺术创作不难发现，她的艺术面貌在主题与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思想情感也在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以重大事件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如《山区新路》《抗震小学》《长白青松》等，作品中都带有女性独特的视角，以1973年创作的《长白青松》为例，作品中表达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与人道主义关怀。在规定特定主题的情况下，周思聪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体验，从细腻的女性视角出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表现红色年代的人情、人性，这一角度使同时代的广大观众与之产生共鸣。

到了八十年代的创作，周思聪突破了传统的审美范畴，不再描绘具体的物象，以“矿工图”系列作品为代表，周思聪开始在画面中利用变形、构成与肌理等手法强化主题，她的艺术在技法层面实现了第一次解放，作品中的悲剧倾向与悲悯情怀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女性意识的某种觉醒。随后，她开始将笔墨转向自身——用彝族女性背负沉重包袱比喻女性的艰难人生。

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周思聪在访谈录里谈：“我到了那里就有一种共鸣，好像在上一个世纪的梦中曾经想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融洽。”她在这些女性身上得到了共情，在作品中真实传达了这一感受和体验，表现自己对生命的思索与感悟；90年代前后，她开始用荷花出淤泥的梦幻比喻女性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技法层面进行更加大胆的探索，表现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随着艺术风格的不断转换，艺术技巧上不断的探索，这些都紧紧围绕着她的情感抒写，她在艺术上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最终在艺术中表现最本真的自我。正如姚玳玫教授所言：“女性的这种觉醒，跟绘画技术的掌握，即自己拥有一种美术表达能力是有关的。这种能力的提升和自我的觉醒是同步进行的，我甚至认为技术带动了觉醒。她通过绘画观察、感受自己的存在，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随着关注度的深入，对画面的技术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觉醒又给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绘画能力的不断的提升。”

肖惠祥：自我的“寻找”与“创造”

一直以来，在艺术史上，女性艺术家少有被看到的机会。正如很少有青年人熟知肖惠祥，一头利落短发，面容清瘦，眼神坚定，是肖惠祥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从她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人对激情的渴望，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她不拘泥于时代的某种固定风格，敢于打破单一的艺术形式。

在中央美院读书时的肖惠祥就能够超越当时教育体系的约束，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艺术风格，她用一根根线条表现自身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从她的线条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位女艺术家的随性自如，她的线条是自由的、是流动的，她本人也是自由的，她笔下的线条就是她最真实的感受。

正如家属焦小群所讲：“我的阿姨肖惠祥，在她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一直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她的作品一直非常有高度，非常追求突破。大家会发现她永远是新的，永远是不会落后于时代的”。肖惠祥一直在不断的寻找与创造，改革开放初期，她与同事一起，设计和制作了《科学的春天》大型陶瓷壁画，成为新竣工的首都机场重要装饰。

［请手机屏幕右转观看作品］

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迫切需要破除长期单一的艺术禁锢，而憧憬崭新变化的文化天地。在这幅作品的构思与设计的过程中，她没有困于题材的服务对象，她认为艺术是纯粹的，纯粹就是艺术的自身，它与任何东西无关，于是她大胆将立体主义艺术与几何形体结合一起，以形式探索和视觉效果为重点而不是以题材为中心，这在当时中国美术界显得新颖和大胆，为整个美术界争取新形式的开创树立了标杆。

［请手机屏幕右转观看作品］

肖惠祥曾这样说：“我是一个随性的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去顾虑太多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就是这种不顾虑才让我有了自由自在、混沌的感受。”当然，她的作品“画如其人”，自由自在，蓬勃生长。她的创作是对自由自在、天人合一的世界的追求，是穷尽毕生对艺术真谛的向往。从版画到线描，从雕塑到陶瓷，从课堂到街头，她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图式，在超越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东方与西方的多重抵牾或二元对立中，以独特的个性语言展现新时代女性的气质与才情。

展览学术主持徐虹表示：“三位女性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史的地位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的艺术成就和突破。”她们于时代风云浪潮中，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天赋而发展，开创着中国女性艺术的历史篇章。她们从女性意识的觉醒中走向女性的自觉，她们的作品反映了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和在不同历史时期觉醒的自我意识。她们意识到女性不再是一个被看、被说、被画、被赏的文化客体，她们用女性的眼光去看世界，从画笔中流露出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思想潮流的捕捉，创造着中国女性艺术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

本次展览是清华艺术博物馆首次举办女性艺术家主题展览，让我们感受到不同女性绽放的可能性，艺术家们性格互异，作品风格多样，有的潇洒肆意，有的细腻内敛，有的端庄经典，但将她们作为整体来看，则呈现出了一个共性的“她”——多层次的女性力量。同样，女性的美也如繁花似锦，百花齐放，而尊重每一个个体差异，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诉求，也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据悉，展览将于3月8日－5月5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7、14号展厅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