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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豆汁儿情缘

     ▌邱崇禄

每座城市都有一些特色小吃,这些美味让这个城市拥有了独特的烟火气。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是城市生活的一份情感寄托。就拿豆汁儿来说,它就是老北京独具特色的传统小吃。不仅老北京人喜欢喝,翻看曾经生活在京城的文学大家的文章,也有很多关于豆汁儿的记载,一碗豆汁儿犹如一杯思乡酒,令文人墨客勾魂摄魄。


老照片里的豆汁儿摊

  乾隆时从民间走入宫廷

  梁实秋先生客居台湾时,直到晚年,最令他魂牵梦萦的还是北京那热气腾腾、浓浓的、酸酸的豆汁儿。他写道:“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已。”因为那是家乡的味道。《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女士从台湾回访北京,对别人说:“别的事儿没有,就想让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儿。”她一口气喝了六碗还想要,陪她的人吓坏了,她却说:“这才算回到北京了。”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在《豆汁儿》一文里写道:“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在北京出生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仙逝前,也是喝完了一口豆汁儿后才驾鹤归西。

  有着如此魅力的豆汁儿究竟诞生于何年何月?其实豆汁儿在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北魏末期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和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就记录了豆汁儿,不过当时的豆汁儿是被作为药物来使用。尤其是在《千金翼方》中就记录了几十种与豆汁儿相关的药方。辽、金时期,豆汁儿逐渐被辽南京、金中都城区的老百姓(48.800, -0.10, -0.20%)当作平常小吃。

  豆汁儿被宫廷关注,是从清乾隆朝开始。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月,乾隆皇帝专门发交内务府一道谕帖:“近日京师新兴豆汁一物,已派伊立布(乾隆朝大臣)检查,是否清洁可饮,如无不洁之物,着蕴布(当时内务府大臣)招募制造豆汁匠人二三名,派在膳房当差,所有应用器具,准照野意膳房成例办理,并赏给拜唐二缺以专责成。”

  自此,每年农历九月至次年立夏后五天,清宫御膳房都要制作豆汁儿,供帝后在筵席之余,饮用豆汁儿以解油腻,豆汁儿因此有了“清宫御饮”的美誉。

  豆汁儿进入清廷之后,御膳房对豆汁儿做了改良。一种叫“清熬”,不加任何东西,只是清熬豆汁儿。一种叫“下米”,就是在豆汁儿里加点糯米一起熬。另外一种叫“勾面”,就是在豆汁儿熬熟后再调些绿豆粉进去。三种做法是三种味道,各有千秋。到如今,基本上只有第一种“清熬”的做法存世。

  京城里老百姓喝豆汁儿的欢乐场面,被清末雪印轩主记录了下来,他在《燕都小食品杂咏》一文中详细写道:“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此诗之后还有一注释:“得味在酸咸之外,食者自知,可谓精妙绝伦。”

  这个注,便颇值得玩味了。豆汁儿与其它小吃在起源上并不出奇,奇的是它的味道。无论是生是熟,豆汁儿的制作过程都需要发酵,所以带有很强的特殊气味。这种气味会使外人喝不惯,甚至会产生强烈的抗拒心理。雪印轩主所说的“精妙绝伦”因人而异,有人能接受,有人无法接受。而豆汁儿在“酸咸之外”的独特口感只能是“食者自知”了。

  早年北京卖豆汁儿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有常年撂地为摊的。根据记载,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售卖豆汁儿出名的有四大家:东安市场的豆汁儿何与豆汁儿徐,天桥市场的豆汁儿舒,南新华街琉璃厂的豆汁儿张。前三家是屋内摆桌坐等,后一家是屋外设摊迎客。

  民国豆汁儿张吸引戏曲名家

  豆汁儿张的豆汁儿摊,常年设在西琉璃厂东口向北、人行道上一棵老槐树下。这棵老槐树至今还在,只是2005年南新华街拓宽改造后,老槐树成为北向南一侧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分界线。

  根据文史资料记载,豆汁儿张姓张名殿臣,1904年便在此处摆摊经营豆汁儿,虽然他说话有些口吃,可待人极为热情。他家的豆汁儿除了烧煮得法外,主要在于选料精细。豆汁儿选自海淀的粉房,浆纯、味儿正、不沉淀,酸中带甜,老少皆宜。

  豆汁儿张切的咸菜,丝儿细、块儿匀,咸淡适中,食之可口。除了芥菜疙瘩切成丝有辣有素外,豆汁儿张还另有自制的暴腌儿苤蓝,浇上辣椒油,香味儿扑鼻。如果就着豆汁儿,吃着摊位南侧哈记饭铺的焦圈、烧饼,更是香气袭人。

  豆汁儿张的摊儿位于南新华街中段偏北路西,摊位北边的街两侧是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师大附小等学校。由于物美价廉,学生、老师都到豆汁儿张的摊位上用餐,再加上东西琉璃厂古玩店铺、字画书斋的伙计掌柜,熙熙攘攘的人群成为当年一道风景。

  由于豆汁儿有祛火的功效,居住在琉璃厂附近的椿树胡同、百顺胡同、棉花诸条、梁家园胡同、前后孙公园胡同等地的梨园艺人,每天午后也纷至沓来,喝上一碗豆汁儿。

  当代戏剧研究专家胡金兆先生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旧京人物与风情》等书籍中,记载了当年京剧名家与豆汁儿张的来往。名丑高富远、名鼓师叶荫章等都是豆汁儿张的常客,裘盛戎、袁世海、李世霖及一些女伶也不时光顾。大名角不太好出头露面,就派人买了回家喝。

  由于梨园界艺人们的经常光顾,豆汁儿张的名声更响。有好戏者专门下午来同京剧艺人海聊,报社记者常以此作新闻报道。

  后来,张殿臣将豆汁儿摊传给其子张进忠。豆汁儿摊夏季有老槐遮荫,冬季用布棚挡风,少言讷语的张进忠还把搜集到的京剧海报、文章资料等,张挂棚中或置于桌上,更是吸引得一些“粉丝”慕名而来。他们为一睹梨园艺人风采或是为了听他们讲京剧掌故轶事,专愿来此喝上一碗豆汁儿,豆汁儿张的摊位上人来人往,热闹异常。京剧盛行的时代,围绕豆汁儿张的摊位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京剧沙龙”。到了厂甸庙会期间,豆汁儿张的摊位更是爆棚,食客不绝。

  《立言画刊》1940年采访豆汁儿张,这次采访的内容也被刊登在第117期上,张进忠介绍道:“除去每日派人来买的像尚小云、余叔岩、荀慧生、雷喜福、筱翠花、谭富英、吴素秋等外,亲自来喝的,当要数老生胡盛岩为次数最多了!其次像裘盛戎、王和霖、傅世兰、任志秋、何盛清、金少山等,个人次数抑或均在百二十次左右也。”

  抗战时期,梅兰芳先生客居上海,蓄须罢演,沪地自无豆汁儿可饮,大师思之若渴。弟子言慧珠赴沪探望,特从豆汁儿张的摊位灌满四斤一瓶的几大瓶豆汁儿飞赴上海,这也使豆汁儿张名声大噪。

  多年前,京城小吃名家陈连生先生为探此事真伪,曾宴请梅葆玥、梅葆玖姐弟俩,梅家姐弟说此非虚言,确有其事,他们补充道:“只是当时尚无塑料桶,所用器皿是玻璃瓶。”

  豆汁儿张除了豆汁熬得好喝,还热心于慈善。他经常把收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事业,豆汁儿张也屡屡受到报纸表彰。故此,豆汁儿张的生意做得更是风生水起,誉满京城。

  1949年,豆汁儿张由摊商改为坐商,在南新华街8号(老门牌)开了间铺面房。除了主营豆汁儿外,还增添了炸油饼等品种。豆汁儿张夫妇面和得软硬适中,油饼儿炸得既筋道又带脆口儿,特别是豆汁儿张炸制的“布袋子”堪称一绝。所谓“炸布袋”是将面剂儿擀成中间略厚周边略薄的油饼大小,下锅炸制。当快炸好时将其捞出,在长端一侧用刀切个口往里面打一个鸡蛋,撒上点儿盐,接着放入锅中再炸熟。吃时将其切开露出黄黄的鸡蛋,像个布兜儿,老百姓称其为“炸布袋”。每天清晨豆汁儿张炸制的“布袋子”,在当年南新华街上风靡一时。如今,想吃这种“布袋子”炸油饼,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豆汁儿张搬到虎坊桥十字路口东南开设小吃店,仍以豆汁儿为主。公私合营后,豆汁儿张被合并到新丰园饭馆。此后,豆汁儿张第三代因考上大学,无人继承技艺而改换了门庭。

  如今,那棵老槐树还静静地矗立在街旁,豆汁儿张却成了如烟往事。只有那些京城里的老人们提起豆汁儿张,至今还津津乐道。

  补白

  小时候喝豆汁儿“上瘾”

  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宣南的胡同里,每当午后的三四点钟,就会听到卖豆汁儿的吆喝声,声音脆亮,尾音悠长。卖豆汁儿人肩挑的担子,一端是一个下面有着火炉的锅,另一端则是在木匣上放一块木板当作的“小饭桌”。炉火上的锅里是热气腾腾的豆汁儿,桌中央放着一大盘细细的辣咸菜丝。蓝花瓷筒里插着二三十双竹筷,黄脆脆的焦圈儿放在桌下木匣的抽屉里。五六只小板凳放在饭桌的四周,方便食客使用。

  小时候的吃食,种类远不及今天孩子们选择的多。少得可怜的“诱惑”中,豆汁儿属于避不开的一种。每当听到挑着豆汁儿担子的人由远而近的吆喝声,祖母必会让我为她买上三大碗,并且还一定要上三小碟儿辣咸菜丝(赠送的)。

  依稀记得我第一次喝豆汁儿是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祖母把加热过的豆汁儿给我倒了一小碗,不断地催促我赶快趁热喝下去,说这样感冒会好得快。我闭住鼻子呷了几口。也许经常给祖母买豆汁儿的缘故,当时对这种酸中带馊的味道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反而在回味中感觉到一丝丝的清香。于是小口变成了大口,喝出了一身汗。第二天,感冒就痊愈了,这不能不说是豆汁儿的功劳。

  祖母说豆汁儿这东西对小孩子会“清瘟去毒,散热通风”,从此我便注意起来。果然卖豆汁儿的人一进胡同口,豆汁儿挑子就被好多孩子围得风雨不透,这就大大引起我的好奇心。从此,我渐渐喜欢上了喝豆汁儿。

  每当一到太阳西沉,我就留心听胡同里那韵味悠长“甜酸嘞,豆——汁儿——”的吆喝声。当听到远处传来的吆喝声后,我赶忙攥紧手中的钱和碗,去买豆汁儿。再后来,我也常常拿大人给的几个“钢镚儿”,坐在豆汁儿挑子“小饭桌”旁的小凳子上,“吸溜吸溜”地喝上一碗。

  现在回想起来,儿时喝豆汁儿的场景,和民国时期善写打油诗的张醉丐笔下所写的一样:“麻花咸菜一肩挑,矮凳居然有几条。放在街头随便卖,开锅豆汁是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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